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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山水园林景观中的禅宗思想及其文化内涵
     
    [ 作者: 尹安石、徐倩   来自:网络   已阅:305   时间:2022-9-26   录入:wangwencui


    2022年9月26日  佛学研究网

        摘 要:任何一种现存的文化,都有其深厚历史传承的积淀,禅宗作为儒道释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在我国源远流长,其“天人合一”的禅境,对我国历史和当代各个领域的影响直接而深远。在山水园林的设计中,在山水画的意境里,在古典山水诗词的字句内,都能彰显出禅宗对我国历史文化的重大影响。禅宗思想在培养人生艺术情操,增加艺术审美情趣,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山水园林;设计;意境;禅宗思想;艺术创作;淡泊清幽
      
        中图分类号:TU-80 文献标识码:A

      一、禅宗思想与中国文化
      禅,是梵语Dhyana的译音“禅那”的略称,意为“静虑”、“思维修”、“功德丛林”等,也就是说“禅”的这种修习方式能使心绪宁静专注,便于深入思虑义理。禅宗作为中国本土的佛教,尽管其思想方法为适应中国需要而大大简化,然而其追求人生解脱和彻悟的存在本体的哲学倾向并不曾消失,而且渗透到中国文化和艺术的血脉之中。它与儒家立足于日常人伦、“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现实态度不同,也区别于道家执著于“乘云气,骑日月”的理想人格。禅宗是纯粹中国佛教的产物,中心思想是注重净性,强调自悟,提倡顿觉,它以觉悟众生心性的本原为主旨,主张通过个体的自觉经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越与自由。在禅学看来,人既在宇宙之中,宇宙亦在人的心中,人与自然并不仅仅是彼此参与的关系,而是浑然如一的整体,而内心的体验便是达到这一境界的关键,这是因为宇宙万物的一切都是人心所生。
      禅宗是东方文化的奇葩,综合了中国的儒家、道家和印度的佛家之精华。禅家天真活泼,既熬得住寂寞又承得起热闹,创下了承先启后的语录,留下了雅俗共赏的公案,并带动了中国艺术的创作,尤以山水园林的表现更为突出。
      在中国山水园林发展历史进程中,儒、道、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中国园林的发展,文化思想的交织。儒家提倡入世,乐观进取,是“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的“天人合一”境界;道家则崇尚出世、消极避退,是“上下与天地者同流”的“与道冥一”境界。两者看似相互对立,实则刚好相互补充而协调。道家提出“人的自然化”,它与“礼乐”传统和孔门仁学强调的“自然的人化”,恰好既对立,又补充。也正因为儒道有这个共同点,它们才可能对钟情于中国山水园林的士大夫们共同起着作用并相互渗透补充。
      禅宗思想在哲学观念上对中国山水园林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这一观念上。从美学范畴上讲,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山水艺术是自然与人合一的体现,自然与人的合一就是人的精神、思想、认识与自然的法则、形象统一在一起。天人合一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艺术思维,它在山水园林中体现为客体自然再现与主体精神表现的合一。在画论中有大量相关的认识,如“穷玄妙于意表,合神变乎天机”(张彦远语)。“妙将入神,灵则通圣”(朱景玄语)。通过这些玄妙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探索。从画家自身最直观的感受来看,“天人合一”即表达了一种人与自然的相融与和谐。这种和谐并非是画家完全如实、客观地反映山水形态,而是切身从内心体悟观照自然,从而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主观情感。
      二、禅宗的自然观与山水园林的禅韵
      自汉魏西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由天竺传入中土,与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而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佛寺是宗教文化的载体,它不仅是美仑美奂的自然景观的一部分,也是出家僧众的生活和修持的场所,同时还肩负着社会责任。禅宗与寺庙园林同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宗是中国佛教的核心,寺庙园林则是秉承此核心的理想天地。禅宗兴盛后,几乎各处寺庙园林都留下了禅者的足迹。庐山东林寺、黄梅东山五祖寺、“佛门”、“禅院五山”等都以其清幽天趣启示参禅者悟觉禅机。“佛教四大名山”又称之谓佛教四绝:峨眉山、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既是佛教圣地,又兼具优美的风景。南宋迁都至临安后带来了在西湖风景区兴建寺院发展自然环境的高潮,归隐寺、净慈寺、余杭径山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名列“禅院五山”,可见当时的风尚是禅寺与山水密切结合。
      寺院园林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园林的偏爱,更是为佛教的济世本怀所设立的,将佛寺园林当作桥梁,摄引人们步入禅的境界。寺庙园林在禅宗思想影响下,出于宗教教义需要,构筑于名山大川,追求“佛国仙境”的宗教意境,以满足精神所需,并吸引信徒前往瞻仰朝拜。所以,中国佛教寺院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音乐、文学于一体的艺术殿堂,甚至兼具宗教、文化、艺术、教育、经济、旅游的多种社会功能。
      面对着大自然的绿水青山,参禅者在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内心中思索,探索宇宙、世界、人生等等问题,从而超越世俗,遨游于自己思维的广阔空间,在空灵静谧的氛围中摒弃一切,升华德操。以万事万物皆自然作为理想人生态度的禅宗,认为真知的普遍存在性,在浩瀚的自然中,只要心静,就能够觉察到一切动的生命。从而感悟到内心的纯洁,领悟到生命的可贵,追求一种乐观和积极的人生情趣。“幸为福田衣下僧,乾坤赢得一闲人。有缘即住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百丈怀海语)以这样的精神而选择自然山水间作为修行场所,是再合适不过的,正可谓:“任世态万变,人情沉浮,禅家只站定在清净本心之内,无执无挂,一如清风、白云、青山、绿水、蓝天般本然圆满。禅与自然,是在生命的本真深处契合的。”
      中唐以后,意境美的追求成为山水园林艺术的主要旨趣。在禅的精神和思维方式影响下成熟起来的园林意境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为“悦形”,纯粹以人的感官系统被动欣赏自然天成的景物。二为“逸情”,主体在“悦形”基础上,将获取的风景信息进行主观处理,给予景观人性,达到“物我相亲,情景交融”境界。三为“畅神”,人景交融,不分彼此,达到“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是以天地为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境界。所以,对禅的领悟,不仅需要用眼,更为重要的是要用心,要透过层层的幻象达到本质既为神与象通。园林也要包含意境的传达,要讲究含蓄美和思想内涵,使游人对园林的欣赏从目的感官到心的飞跃。园林意境其实就是欣赏者在特定景观环境中体悟到的一种人生境界,它与禅境一样都是以心灵的宁静恬和为理想人生的立足之本,超越了具象形态和有所为、有所求的具体思虑,而成为一种无所羁绊、适意而为的心灵体验。
      与早期园林那种“模山范水”的自然美不同,成熟时期的园林所追求的自然是虚实相生的“妙造自然”——即在禅的理趣的影响下,“自然境界”从老庄那种回归大自然的方式中走向了人们的心中,就是所谓“心造其境”,这是人们心意中的自然,情感体味中的自然,即是作为“意境”中的自然。在禅境濡染下,文人士大夫追求的园林美不只是单纯的物质空间形态的创造,更重要的是注重由景观引发的情思神韵。魏晋时期,社会矛盾激化、政治动荡不安、隐逸的社会风尚影响到了社会上流的文人名士。尽管他们没有去当真正的隐士,但心怀隐逸的审美情趣加速了山水自然美的发现。此时,禅佛文化在文人名士与山水的结合方面提供全新而深刻的理论指导,佛家“色空一如”的禅宗观改造了士大夫们的隐逸观。他们追求隐逸山水趣味的同时,再也无须断然舍家抛业。隐逸不再是与世俗社会挥手告别的仪式,反而成为高门胄室在修齐治平同时怡情冶性的风雅行为。从此,自然山水与文人士大夫在全方位得以磨合,不再存在道德或情感上的芥蒂。从此,隐逸文化走出山野,与市井结合,与仕途为伍,甚至影响到帝王。禅佛思想介入而导致的这一山水精神的变化,最大限度地拓展了自然山水情趣的生存空间,消解了山水自然与市井世界的不兼容性,是山水精神得以宏扬的深刻动因。
      王维辋川园、白居易履道里宅院、庐山草堂、苏轼雪堂、狮子林、沧浪亭皆与其有关。四大园林之狮子林融进了大量的儒道文化信息,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如其额匾“指柏轩”前加上了“揖峰”二字,取宋朱熹《游百丈山记》中的“前揖庐山,一峰独秀”之意,将山石人化,表现了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山石的热爱尊崇之情,在一个小小的匾额中体现了禅道两种文化精神。即使在朝或在野,文人士大夫们可能抛开外界的干扰,齐一仕隐、平衡青云之志、放逸情与景汇之情。心定神闲,不受束缚,以我之心就能够无拘束地抒情写意,园林情趣也随之产生,而后导致了富于城市山林之感的市中宅园普遍兴起。市中宅园聚拳石,环斗水,营造出脱俗的氛围,士大夫们在此悠然自足,自得其乐,既逍遥尘俗之外,又免去山隐之苦,成为他们精神活动的自由天地。
      禅需要用心去体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破除表象而见到本心。造园同样也是需要体悟,要有思想内涵,因而设计中要讲究含蓄美、意境美。从禅宗的观点看,世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即“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若般。”这就为园林这种形式上有限的自然山水艺术提供了审美体验的无限可能性,即打破了山水园林在空间上的根本界限,在一定的思想深度上构筑出文人园林中以小见大、咫尺山林的园林空间。许多江南私家园林当中,则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全国一些典型小山水的分布,契合了中华大地的山水分布。正如《林泉高致》中所说,“如此,是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形状。”
      三、禅宗的山水精神与山水园林景观的创作
      禅宗从唐代起就开始融会到山水诗画创作中,并积极指导与影响山水园林的创作,画家们开始追求自然恬淡的审美趣味。不同的历史朝代,其主流风格都有变化,但其美学思想及基调却是不变的。山水画,山水园林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自然,追求个体与自然的结合,以意境来表达牧歌式的宁静,以心胸的宽广来摆脱人事的束缚来获取心灵的解放。
      山水园林作为中国园林的一个门类,它充分显示了东方园林艺术的特色,在“天人合一”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引领下,它以老庄思想为孕育,以禅宗哲学为发展,形成了具有华夏民族独特个性的心灵写照和审美情趣。佛家禅宗的超然胸襟,最易与萧疏清旷的山水融为一体,因此禅宗的精神在中国的山水园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历代山水造园名家大多具有禅家精神,他们的作品常会不经意间体现了禅的意境。他们常从禅理中获得“妙在景外”的超然心得,使山水园林之境与禅境同出。
      在艺术哲学的依据上有着禅学“色即是空”的辨证意味。深悉禅理的王维,在绘画中创造出万法皆空、超脱安逸、宁静自由的境界。唐代王维变青绿山水为水墨画起,墨的地位上升了,色彩意象的自然趣味开始表现为水墨的单纯简淡。禅宗思想对山水画色彩的影响,还体现在空灵含蓄、淡泊幽远的意境上。山水画之“白”在视觉上一片空阔,传达对“空”的感悟。《寒江独钓》中除一孤舟和老人垂钓外,周围一片空白,但空白并非虚无,而使你感到江水宽阔,烟雾生腾。在禅宗看来,规定性越小,想象余地越大,因而少能够胜多,只有简到极点,才能留出最大限度的空间去供人们揣摩与思考,这种美正是禅在枯涩中蕴含生机的美,受到人们的钟爱。
      中国人自古就有着浓烈的山水情结,无论是诗人、画家还是造园家,山水既是他们的创作源泉又是他们禅宗思想精神的追求和寄托。他们对于山水的热爱达到了极致,数千年来,人们以揽天地入君怀,园林景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然而真正的天地大美在于山水环境景观融入自然,体现一种含蓄表意的美。绍兴的东湖,利用人工开山取石的废坑,稍作改造,呈现在人们面前是山水洞石,曲桥小舟,一派情趣,成为绍兴东部一大名景。无锡的三山,鼋头渚,凭借天然的山水地貌稍作整合点缀,宛如镶在太湖北岸的一颗明珠。现代人在无锡的马迹山,又称灵山,根据典故在山腰建造88米铜质释加牟尼大佛微笑正视太湖。在大佛正前方,又建造多幢大殿和以雕塑、音乐喷泉为主体的中心广场,音乐声起,响彻山野,喷泉四射,给人震撼。
      如果说禅宗对山水画山水园林的影响是间接性的,那么禅宗对古典诗词的影响就是直接性的。中国山水园林的意境欣赏如同参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禅其实是一种境界的修行,境由心造。佛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是一种用心体悟的直观,更是一种生命的体验。禅宗的顿悟与山水画山水园林景观的意境是互相感通的,作为宗教体验的禅悟,其目的是为了明心见性。在畅游完名山大川、山水园林以后,古代的艺术家们的审美体验会使心灵达到解脱的境界。显现出本性的对自然的渴望,天地人三者合一,万物方能混为一体。富于禅宗思想的古典诗词直接参与了景观的创作——刻于自然山石上的诗词自成一景的现象比比皆是。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景观中的诗词都可以看作是诗人的情怀畅咏与诗人文字崇拜情结的表露。
      我国古代的诗人,对于秀丽奇峻的山川湖泽有着特殊的感情,祖国辽阔的大自然赋予诗人们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从“野矿沙案静”、“天高秋月明”、“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的景观中获取灵感,向着大自然放开了自己多情的歌喉。例如唐代的王维能以诗意入画,又能以画表现诗意,造园体现诗情画意,却又表现出空寂的意境。徐增在《说唐解详解》中谓:“空诸所有,即是山空。月出惊山鸟,此时不识不知,色空具泯”。王维设计的“辋川别业”有山、岭、岗、坞、湖、溪、泉、滩以及茂密的植被,以天然风景取胜。王维有诗曰:“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竹里馆”则是大片竹林环绕的一座幽静的建筑物。可见,王维的诗、画与造园都有空寂幽远的禅意。又如,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是描绘该寺环境及秋夜氛围的千古绝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客船渔火,禅寺夜钟,枫桥夜泊的人,这一瞬间,虚空的禅境映衬着人生的奔波劳累,使人顿悟禅心。
      青山绿水,是色彩;水流湍动,是内容。自然的一切都可见可闻,可感可知,再加上诗人的阅历,对大好河山由衷的盛赞,造就了无数的诗篇。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位杰出的山水诗人,“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在他的笔下,人们看到了洞庭湖波涌的壮观。而“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浪漫的李白,以清新俊逸和豪放壮浪的诗笔,更交织了大自然的明媚秀丽和阔大雄伟,为盛唐之音增添了青春的活力。诗词的题引增大了山水园林景观的人文价值和文化内涵,对于揭示山水园林景观的意境所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诗人们借诗明禅从而成为游者与山水环境之间对话的载体,使古诗穿越时空岁月的情怀得以保存,故山水园林景观中的诗词又可以被视为是人文环境中传统人文意识在景观中的流动与承载。这就是中国的诗画和生活艺术的风格,这也就是禅的风格,在这方面,禅可以说是中国山水精神的象徵。
      四、禅宗的审美体验与艺术趣味
      禅宗实际上是一种十分内敛的宗教,它要于人的自然性情中寻找佛理。中国的艺术精神实质上也是内敛的,喜欢反观自身,于是便要寻求“真性情”,于是便有了禅义。禅是讲究悟性的,这个“性”便是人的自性,而“万法在自性”、“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人人皆是佛,但为何“佛”却不易修得,慧能在《坛经》中用了一段非常漂亮的文字解释了这一点:“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参罗,一时皆现。世人性净,犹如清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妄念浮云尽覆;自性不能明,故遇善知识开真正法,吹却迷妄,内外明澈,于自性中万法皆现。”
      禅是一种神秘的经验,是心物的契合,是内心的自证。一切神秘经验包括艺术上的美的经验都已超出知识理论的范围,禅的“悟”是一种个体的直接体验。禅悟这种中国特有的宗教体验的目的即是为了明心见性,而中国古代造园艺术家们徜徉于大自然中,悠游山水的审美体验也是为了得到一种“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经》)的解脱境界,也往往会得到一种本性的自然自露,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归一。造园艺术家的生命存在在此得到了自由解脱,他的本真也在此澄明朗现。正因为真“我”之境已去除了一切来自世俗浮华的遮蔽,所以朗然澄澈如天地之鉴,一切万物可以在此光彻透明的虚空中自由来往并得以历历朗现,变幻无时却又生生不息,造园艺术家在清晰地感受着它们本真性灵的同时,也能清晰地照见尘世的自己,和众生无异无二。
      禅,清澈透明,简古清逸,讲情与景会,自我观照,天成妙照,了然于心,一切万物可以在此光彻透明的虚空中自由来往并得以历历朗现,变幻无时却又生生不息,可以说,造园艺术家正是通过禅修,从而体悟到自己内心中澄明敞亮、无挂无牵、无缚无累的自我之性的,而且就是在这种将自性、物性、佛性都融合到澄明寂静之美的禅宗体验中,实现了解脱与超越,进渐于妙境。造园艺术家进入‘参禅状态’,不仅获得自主、自由的个体体验可能,而且创造了顿悟、妙悟的机缘。这是一种艺术状态的体验,也是一种直觉方式的寻求,使艺术家潜入形象思维的深层,进入艺术创造及艺术效果的最佳状态。
      禅与中国山水园林艺术的结合,是情趣的结合,被称作“禅趣”。从唐开始,尤其是到了宋代,这二者高度地结合起来了。宋人以思想性来提高他们的意境,以人格来渗透笔底,在抽象的点线中谱成一曲曲笔情墨韵交奏的旋律,以表达最自由、最充沛的深心自我。这是由禅启示出来的山水园林艺术的趣味,而不是单纯借助于禅宗题材来表现“禅理”。禅,固然在理论上影响了中国山水园林艺术,但是当它被落实在艺术之中的时候,只是在趣味上的影响,融摄佛禅妙品的,并不在佛理或禅语,而是那些表现禅趣、禅心、禅境的作品。象怀素、高闲那样充满激情的书法,齐己、贯休、惠崇、道潜的“有风月情,无蔬笋气”的诗歌,或者后世有“画坛四僧”之称的石涛、八大的绘画……都能表出这种由悟禅所悟到的妙生之趣。
      禅宗与自然美学一样,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界各物种之间的和谐。所谓和谐,是相互支持以及与环境融为一体展现出来的美的特性,这种和谐是通过一定山水自然景观来表现的。如名山的庙宇、江河驿道旁的亭台,榭阁以及廊、柱、塔也无一不衬托互补,而贯穿在林中的一条条小道,更为起到相互关联,平衡协调的作用。山水园林景观以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和谐相应,这都体现了万物归一、淡泊清幽的禅宗思想。
      五、结语
      禅学是先人圣哲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远追古人之气质,近逐现代人之情怀,在当今山水园林设计中融合禅宗思想的理念,不仅能彰显历史悠久的景观文化,更能借古喻今引人内省,使人们在嚣烦尘世中获得心灵的慰藉,在胸中永远绽开一朵美丽的莲花。 (《艺术百家》 2008年第0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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