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7日    佛学研究网

    中国的山水文化和古典园林，深受着传统儒、释、道文化的薰育和影响。其中的禅佛文化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对山水及园林审美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唐宋之后，中国古典园林高度成熟，尤其是文人园林进入了一个园林意识的自觉内化时期。而引发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便是禅学的影响。

    一、禅的“自性”本体观对园林自然观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受到庄玄以及佛学思想的薰染，文人们的自然山水美感意识已然觉醒，这极大地促进了自然山水园林的成长。著名者如晋代石崇的金谷园、谢灵运的山居别墅，均以峻岭、泉涧、花木所构成的自然景观为重心，代表了当时文人山水园的风貌。中唐以后，园林的自然观在禅学的影响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禅家认为清净本性即是真如佛性，“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坛经》），以人人本具的清净无为之心为基础，建立了梵我合一的世界观。于是，建立内心的和谐就成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相协调的基础。与此同时，境界的追求与到达已不需借助于身外的物境，而转变为向内心的求取。这表现在园林的自然观上，就是自然观的内化。也就是说，山水之乐的获取得已不再凭借山川泉瀑、茂林幽涧这样的天然山水实境，而主要是通过对“心中之园”无所不包之“虚境”的内求而获得。从此，文人们对园林意境的追求达到了高度自觉、高度完善的层次。在这种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的感召下，唐宋的士人园引导着整个中国古典园林步入了成熟期。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性本爱山丘”和“悠然见南山”的人生观和园林情趣还具有外向性的话，到了中唐以后，根本不必真的有南山可望，一片石、数竿竹，观之即可获得如入山林的意趣。这种心含万物的禅机给予了园林审美主体以巨大的内心统摄作用，将园林之一切境皆涵纳于“心园”中，使自然山水从身外走入自己的心性，成为蕴含于心中的自然。

    二、“芥子纳须弥”的佛性平等论与园林壶中天地的写意风格

    “芥子”是芥菜的种子，代指任何一种微小的事物。“须弥”是须弥山，须弥山是释家诸神栖居之地。“芥子纳须弥”的本意是任何微小的东西都包含有至高无上的佛性，进而可以理解为任何事物，无论大小巨细无论生灵草木，都同样具有平等的佛性。在这种超越实景的心性作用的影响下，园林的造境不再依靠大规模的包罗或模仿自然山林，从而导致了文人园林规模小型化，即“壶中自有天地”的理趣。因此，文人园林“主要是一种精神空间，它们不重在物质形态所形成的具体空间，或者换句话说，它们是借有限的物质实体组成的空间，构建出精神的无限天地。”“止水可以为江湖”，以片山数石来寓情游心，体象山林深境，成为中唐以来文人的常用手法。白居易在《自题小园》一诗中云：“不斗门馆华，不斗园林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柱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以适性娱情为旨趣，则小园足矣。白居易在《池上篇》也同样表达这种审美风尚：“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睡，足以息肩。……”此时的文人园林同文人山水画一样，以性情的舒展、心灵的自由灵动为根本，以小中见大，少即是多，借景成趣的艺术手段成就了中国古典园林成熟期的高度写意风格，而“壶中天地”、“袖里乾坤”正是其典型的美学特征。

    三、“不着言相”的体悟方式与园林审美的“言外之意”、“韵外之音”

    禅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即可成佛的心性观是和禅不着言相、直觉顿悟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的。禅悟思维对形相的超越及对心性的强调，启迪了意境的艺术思维方式，深化了园林意境的内涵。唐代诗僧皎然十分重视“文外之旨”的创造，认为“但见性情，不睹文字”才是高境界。《二十四诗品》中也曾谈到诗的高妙意境：“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同样在园林意境中，那种超越园景实境而直达心中园境的艺术思维成就了园林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文人隐者陶渊明曾如是说。但得心境，不著言相，得其意而忘其形，正是这种审美境界的真谛所在。

    唐代诗人刘长卿《寻南溪道士》一诗中云：“遇雨看松色，随心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这正道出了园林中难以言说的灵妙禅境。而诗画家造园家王维则以“我心素以闲，清川淡如此”的山水境界，表明了超越了园林本身的情趣韵致。他的另外一首诗《酬张少府》也说：“松风吹解带，明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在这里，园林山水的形态美已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自然适意、通达无碍的人生态度，而这种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的感悟方式正是园林“韵外之致”的精微之处。

    四、“出处一致”的处世哲学与中隐式的园林观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谓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精神准则和人生情怀。在禅之前，儒家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与老庄清静无为的出世哲学在士大夫的心理上互相弥补。然而文人们在进退仕隐之间并非达到进退自如的心理平衡的状态，而更多的是游移于仕隐两极，或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二者很难兼顾。

    禅宗哲学，为士大夫解决了这一困境提供了捷径。禅的核心精神是使人从具体事相和束缚中解脱，使人摆脱并超越外在物相差异所带来的困惑，认为只要心性中无执、能通达无碍，则内心可以融化一切外在的，甚至是包括客观的差异，从而达到一如之境。空不异色，色不异空，依照禅的这种超然哲观来理解仕隐问题便可得出“出即是处，处即是出”这种“出处一致”的人生态度，在内心精神平衡机制的强大调节能力下，士大夫们可以在立足内心安恬的基础上，一边入世为官以建功立业，一边体验丘壑之志以舒展放逸的心情。

    按照“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文人们更多地选择了中隐式的处世观。士大夫的园林，是他们出仕与退隐的调节场所。一所小小的宅园，聚拳石，环斗水，足以自得其乐，既逍遥俗尘之外，又免去山隐之苦，可谓入世出尘两不相碍。“人间有闲地，何必隐林丘？”受白居易为代表的这种中隐式园林观的薰染，后世诸多名士也继承并发扬了这种造园情趣，如宋代大画家米芾称鹤林寺园林中他的居处为“城市山林”，便清晰地阐述了中隐思想及其与城市宅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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