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日  佛学研究网

    1964年5月1日，一位病榻之上弥留之际的老先生曾高喊着“五一节万岁”而撒手人寰与世长辞。

    他是中国著名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留下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学术著作。

    他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他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他就是汤用彤先生。

    汤用彤原籍湖北黄梅，当地佛教文化氛围浓厚。他父亲汤霖精研易学，兼通佛学。汤用彤三岁便在父亲的书馆中受教，渐对历史和佛典产生浓厚兴趣，承继了家传的佛学，如其自述“幼承庭训，早览乙部……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

    他划时代的佛教史巨著，是在其终生不断整理中外相关史料、撰写系列论文和修改补充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曾简略提到其创作经过：

    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

    汤用彤虽罕言自己著述的经历，但从他现存的各种讲义、读书札记和往来书信等遗稿中，仍然能够窥得其治学门径。

    由于此类文献大多未刊，学人每研究至此，常以为憾。笔者在协助汤一介先生整理《汤用彤全集》时，终于有幸得见。通过这批史料，我们可以清晰地重构出汤用彤以毕生精力从事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艰辛道路。它体现了我国的佛教史学科从无到有、由微至著的历程，在世界学术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成书

    汤用彤自留学哈佛回国时开始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初稿是他1926年冬在南开大学完稿的讲义《中国佛教史略》的前半部分，到问世时历时已近二十载，共有四次大规模的修改。

    江灿腾教授曾提出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略》，是否包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的疑问。现综合汤用彤所存讲义来看，答案应是肯定的，《中国佛教史略》的后半部分主要是“隋唐佛教史”。

    汤用彤1928年将该讲义中“禅宗”一章寄赠胡适论学。其函云：“兹寄上旧稿一段，系于前年冬日在津所草就。其时手下书极少，所作误略至多，今亦不加修正。盖闻台端不久将发表《禅宗史》之全部，未见尊书，不能再妄下笔。先生大作如有副稿，能寄令先睹，则无任欣感。”

    胡适很快复一长信说汤用彤所寄讲义“大体都很精确，佩服之至”，又说讲义中有关传法史的观点，与其意见完全相同，并邀请汤用彤赴上海参观他在欧洲发现的禅宗敦煌史料。

    胡适对开启他们交往的这两封通信相当重视，将其冠以《论禅宗史的纲领》的题目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四。汤用彤所寄那章佛教史讲义原件为油印品，胡适在上面用毛笔加以校改增补，连同这两封信都附在日记本中。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请美国国会图书馆将其拍成缩微胶卷备份。

    原稿由胡适亲属保存至今，胶卷收藏在台北胡适纪念馆，1990年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影印出版。大陆出版的《胡适全集》中1928年日记即根据“远流本”整理而成。笔者对勘后发现，现版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四章第六节《禅宗》与寄赠胡适的那章基本一致。胡适信中的引文，仍原样保留在《隋唐佛教史稿》里。鉴于胡适所作校补亦颇具参考价值，笔者今已整理附入拟新编的十一卷本《汤用彤全集》中。

    此《中国佛教史略》讲义不惟与他们倾心的历史考据有关，还引发了海内外持续至今的一系列禅学研究和学术论辩。汤用彤与胡适都强调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关键地位。汤著指出：

    荷泽大师名神会，年十四至曹溪谒慧能，得其法。天宝初(约742年)入洛大行禅法。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是时普寂、神会各立神秀、慧能为六袓，争端由是多矣。

    神会早年参慧能后遍寻名迹，开元八年敕住南阳兴龙寺，后入洛阳住荷泽寺，撰《显宗论》一卷，创荷泽宗，于是禅宗之南北二宗对立形成。至德二年(757年)神会卒，年93。胡适随后提出神会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 “北宗的毁灭者”的著名论断，可以说是对汤说的一种扩展。

    但当胡适过度夸大神会的作用，以至于将其升格为《坛经》作者，则与汤用彤产生分歧。汤用彤随即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辨驳胡适此说。

    胡适的惊世骇俗之论引起学界与教界的轩然大波，80多年来不断引发一阵阵研讨热潮，太虚、陈寅恪、吕澂、李嘉言、罗香林、冉云华、杨曾文、南怀瑾等人纷纷就此相关问题发表撰述。

    杨鸿飞1969年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质疑钱穆对胡适主张《坛经》非惠能所作之批判，从而引发台湾罕见的关于《坛经》作者的激烈笔战。有关这场禅宗论辩的主要文章，被参与者张曼涛收入他主编的一百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的前列。印顺著《中国禅宗史研究》，使此一学术争辩有所突破和丰收，足以在国际学界扬声吐气。综观关于禅宗史的大辩论，可以看出正反双方都是接着汤用彤和胡适的问题意识而展开的。

    现存东南印刷公司代印中央大学讲义《汉魏六朝佛教史》(1927～1931年间讲授)是汤用彤拟撰佛教史的第二稿。1931年夏，汤用彤应胡适之聘，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主要讲授“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一课。钱穆与汤用彤同年到北大任教，并结为契友，因之对汤用彤该课讲义有精辟的评述：

    此课在中大已任教有年，并撰有讲义，心感不满，须从头撰写。余心大倾佩。余授课有年，所撰讲义有不满，应可随不满处改写，何必尽弃旧稿，从头新撰。因知锡予为学，必重全体系、全组织，丝毫不苟，乃有此想。与余辈为学之仅如盲人摸象者不同。然锡予与余乃绝少谈及其治佛学之经过，乃至最近从新撰写讲义之一切。

    钱穆所述汤氏于中央大学所撰之讲义，当指《汉魏六朝佛教史》。汤用彤重撰的讲义由北京大学出版组1932年铅印成《中国佛教史讲义》，此为其第三稿。他在此稿基础上继续全力以赴，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第四稿，定名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此间，汤用彤煞费苦心，殚精竭虑，常工作至凌晨才休息。他1963年所写《国庆感言》言其在1932前已有脑溢血症状，多年积累，终于在1954年发作，廿多天不省人事，经政府全力抢救方脱险。

    这种常年过劳透支的问题，在熊十力1934年5月3日致柯莘麓医生的一封信中亦有所反映：“汤先生医检为血管硬化，有脑冲血与中风之可能，……但如赶早习运动，当无碍云。渠作佛史，亦太用功故也。”这既表明熊十力对汤用彤的研究进展和健康状况的关切，也说明汤用彤为完成其佛教史学术事业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由于汤用彤治学必从全局着眼的体系性特点，所以对某处的修改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他总是事不避难，每次修补皆篇幅甚巨，以至重写或新增不少章节。如：第二、三稿讲义中，有十万字以上的文字为现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所无，包括“梁昭明太子之法身义(兼与道生之比较)”、“涅槃经与断肉食”、“本时期佛教重要人物事迹年表”等。汤用彤在“年表”上自批“应注意表出一时学风及其变化”，并依此原则对年表作有修订。现存汤用彤遗稿中还有《弘宣佛典年表》(汉唐)笔记两册，可供补充和参考。如，首页题云：“朝代一项可删，应加助译人名、梵本原出、地名、名僧籍贯、师承。”

    即便是上述尚未定稿的部分，其中阐述的一些问题，至今仍极富启发意义。像其佛教史讲义的“内外华夷之争”一节，分“政论”、“教论”、“调和内外教之言论”三层对三教关系加以论述。

    他在讲义中，写有大量眉批，并标明材料的增删取舍。这些都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学科建立和发展进程的宝贵资料，蕴涵了后来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无数方便法门。这些讲义深刻影响了选修该课程的向达、程石泉、邓子琴、常任侠、任继愈、王森、韩裕文、王维诚、韩镜清、熊伟、牟宗三等众多弟子。此外，胡适在1933年4月写成的《<四十二章经>考》中也曾大幅引评《中国佛教史讲义》，并率先关注到汤用彤后来对其讲义的修订。

    1937年初，当《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册刚缮写出来，胡适先睹为快，全日为之校阅，称赞“此书极好”，指出“锡予与陈寅恪两君为今日治此学最勤的，又最有成绩的。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胡适随即写一长信把该书介绍给商务印书馆馆长王云五出版，但汤用彤还想再作修补而迟迟未交稿。

    直到抗战爆发，因担心手稿遗失，汤用彤才考虑将其佛教史讲义的汉魏两晋南北朝部分先行出版。1938年6月9日，汤用彤在致王维诚的信中说：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已由商务排版，闻已排竣待印，但未悉确否？此书本不惬私意，现于魏晋学问，又有所知，更觉前作之不足。但世事悠悠，今日如不出版，恐永无出版之日，故亦不求改削也。

    此言与该书《跋》中所云“惟今值国变，戎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证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所得作一结束。惟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乂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可互相印证。同年6月，该书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印行(四六版878页，50万字)，1944年又编入“佛学丛书”于重庆再版。对勘手稿本的第四稿和初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可知其间又有不少改动。

    解放后，汤用彤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又有增删，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对中华书局1963年版进行修订，成为其最终的定稿。汤用彤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的治学，对自己的著述总是心感不满，一生不断超越自我，精益求精，反映了他推陈出新、学无止境的精神。单从成书所耗费的悠久岁月和无量工夫来看，它也符合成为世界名著通常所必备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从汤用彤对历次版本修改方式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洞见其传世名著背后埋藏着的世人难以发现的写作思路，使人学习到汤著中臻乎大成境界的治学范例和研究方法产生和运用的过程。李四龙教授认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部力作不仅给予我们学识上的帮助，而且在治学方法上提供了一种近于完美的范例”。

    1957年，中华书局曾请求汤用彤出版其《中国佛教史》讲义的隋唐部分，以应社会急需，但他说还要增改，而未允。汤用彤逝后，《隋唐佛教史稿》由汤一介先生整理多年才面世。我们从汤用彤对出书的态度可知他对学术非常严谨。任继愈对此感叹道：“前辈学者对待学术著作标准很高，要求很严。这种学风，今已罕见。”从《隋唐佛教史稿》的附录《五代宋元明佛教事略》及其相关大批读书札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汤用彤除了撰写隋唐佛教史之外，还计划凭独力完成整部中国佛教通史。

    我国台湾学者颜尚文指出：尽管汤用彤生前未能出版《中国佛教史》讲义的后半部，但是他遗留下的《隋唐佛教史稿》、论文、札记等，其份量比起前书并不逊色，且佛教史的精神要义业已点出，足够后人的探讨。汤用彤尽管对自己的著作并不满意，但汉唐佛教史的主要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佛教史可以代替他的这部书。”可以说，若没有认真读过汤著，要想在佛教史研究上有所进步是很困难的。

    汤著佛教史的学界反响

    汤用彤开设的“中国佛教史”课程及其讲稿的出版，使国内外佛教史研究焕然一新，直接促成了中国佛教史学科的创立，并带动了整个魏晋南北朝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

    1938年12月，容媛在《燕京学报》介绍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观点，认为“此可见著者眼光所及，固已及于中国思想史之全范围。然则研究中国思想史者，固不可不一读此书也。”这是关于该书较早一篇正式发表的书评。

    1939年8月12日，太虚法师在《己卯日记》里专门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写下读后感，认为汤用彤佛教史重在开显佛教“适应汉地之因革”的方面，并肯定其考证的成绩，指出汤著考定“汉明为中国帝皇之留意佛教最初者”，可破除近人关于佛教在汉末始传入中国的说法。随后，太虚法师就汤著未及充分展开论述的中国佛教之“自发自主而化畅中国”的方面继续加以研究。

    1944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与陈寅恪的代表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被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评为一等奖，诚为实至名归。吕澂和柳诒徵对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审查报告，近年由台湾学者杨儒宾教授复制了一份，提供给汤一介先生。汤先生旋即转交笔者研究。吕澂在对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审查报告中称赞：

    佛教东来，逐时演变。苟非洞晓本源，则于其递嬗之迹，鲜不目迷五色者。此中国佛教史所以难治也。我国佛教史籍旧有数种，均不合用，近人撰述亦鲜可观。汤君此著，用力颇勤，取材亦广。

    吕澂评判的标准极为严苛，而且其治佛教史的理念与汤用彤相左，但他仍然肯定“汤著搜罗编次，粗具规模，叙次有绪，可资参考”。因此，吕澂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作为其代表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的主要参考书。吕澂的名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总共九讲，每讲末尾都附录“本讲参考资料”。其中关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就有七讲，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皆排列在吕澂精选出的古今中外名家著述之首位。

    张岱年细读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认为此书“为现代中国学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976年，牟宗三在台湾大学哲学系开讲“南北朝隋唐佛学”第一堂课时介绍：“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部书是一定要看的，这是了解中国吸收佛教的初期必看的书，考证的很详细……这部书考证六家七宗考证的最好，讲竺道生讲的最好。”饶宗颐在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中开场便坦言：“汤老的学术研究对我启发很大，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至今仍是我的重要资源之一。”

    季羡林赞誉：

    此书于1938年问世，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然而，一直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史的中外学者，哪一个也不能不向这一部书学习，向这一部书讨教。此书规模之恢弘，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在在可为中外学者之楷模。凡此皆是有口皆碑，同声称扬的。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这是地地道道的一部经典著作，它将永放光芒。

    孙尚扬教授说“该书被誉为字字珠玑、增一字则嫌多、减一字则嫌少的经典之作”，似有过誉之嫌，但确实说明了该书的杰出成就。我们不可否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问世使中国佛教史“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而登上了学术舞台”，并始终不失为最有权威的传世经典，一直被海内外学者视作“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此言可作定评。

    1955年9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重印。再版之前，出版社要求汤用彤按照时兴的观念来修改。对此事，汤一介先生回忆说：

    父亲研究学问认真求实，人家说他“越是有学问，越是慎重”。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非常有影响，现在的研究都要通过他的成果进行，但当年中华书局多次找他，希望他能修改后出书时，他说，有些东西还没有研究透，现在也不好改，要出就照原样出吧。这点对我也有影响。我觉得做学问如果不真诚，就没有什么意义。现在批判学术腐败，学术腐败就是没有对学问的忠诚和忠实的信念，那怎么能做好学问呢？

    汤一介先生在佛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汤用彤所著佛教史的内容与框架下进行拓展的，并更加明确地注重佛、道、儒思想的比较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海内外已再版三十余次，其中，中华书局1955年、1963年、1983年所印上下册和汤一介先生主持编定的河北人民出版社《汤用彤全集》本流行较广。

    汤用彤治佛教史的精神对于我们进行学术、科研等各种工作都具有深刻启迪和普遍意义。北京大学周其凤校长在2011届研究生毕业典礼讲话中，以汤著佛教史为例来说明如何继承和发扬北大优秀的学术传统，以勉励大家保持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探索精神：“研究型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她的使命就是求真理、做学问。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当钱穆先生问汤用彤教授，《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为什么要历经数十载反复修改雕琢，汤先生解释道：‘总是心感不满’。在座的同学们，很多人未来可能还要以学术为业。我希望大家对自己的作品、成果‘总是心感不满’，希望你们永远牢记学术的尊严，扎扎实实，精益求精。当然，有的同学可能不再做学术研究了，但做学问与做其他事情道理是一样的！”

    总之，汤用彤率先采用以跨文化考证和比较为基础的历史诠释学研究方法，开掘出丰富的史料，系统阐述了印度佛教被改造成中国佛教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勾画出从佛教传入到全盛期的中国佛教史框架。

    他开设的“中国佛教史”课程及其讲稿的出版，创建起严整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体系，直接促成了中国佛教史学科的创立，使佛教真正进入了现代宗教学和哲学史研究的视域并取得应有的地位，也改变了我国佛教研究依附国外的局面。其研究范式一直被海内外学界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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