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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与佛教
     
    [ 作者: 佚名   来自:网络   已阅:642   时间:2021-11-11   录入:wangwencui


    2021年11月11日    佛学研究网

       

        佛法自东汉传入中国后,总的说来,一直受到历代帝王的一致尊崇与鼎力护持。著名的,如梁武帝立佛教为国教,四次舍身佛寺,布施大量财物,他倡导茹素,下诏编制《梁皇宝忏》,对佛教文化影响甚深。唐太宗李世民,虽首重儒学,其对佛法及高僧亦礼遇有加。他支持玄奘的译经宏法事业,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因受佛教影响,他对自己早年四处征战,手所诛杀,愀然疚怀,“弥增悔惧”,特令于七处战场各建寺刹,为阵亡者设斋行道,并布施自己所服衣物,竭诚礼忏,“冀三途之难,因斯解脱。万劫之苦,藉此弘济,灭怨障之心,趣菩提之路。”(《全唐文·卷四·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是与佛家有着不解之缘,八十卷唐译《华严经》就是在她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译成后她亲自作序,并敕法藏大师讲授,对华严宗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禅宗,她也十分尊崇。天授二年,诏请五祖弘忍的上座弟子神秀入京行道,不仅给予“肩舆上殿”的极高待遇,并且“亲加跪礼。”(《续高僧传·卷八·神秀传》)后来,又请到六祖慧能的得法袈裟于长安供养。洛阳龙门石窟著名的卢舍那大佛,据载就是她施钱建造的。她为《华严经》所作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更被誉为“千古不泯之妙严”(近代谛闲法师语)。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唐玄宗也推行三教并举的国策,继亲注《孝经》、《道德经》,又亲注《金刚经》,诏颁天下,普令宣讲。

        二

        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可谓特别深厚,其对佛教制度亦多有建树。朱元璋,濠洲钟离(今安徽风阳)人,自幼家贫,为地主放牧牛羊。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兄弟相继去世,十七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后又作游方僧,在淮西的光、固、汝、颖诸州游历了三年多,对佛家的慈悲度世与忍辱苦行有深切的体会。公元1352年,郭子兴起义,他毅然投奔,身先士卒,得物均分,深受爱戴。郭子兴死后,他被推为首领,力量逐步扩大。在连年的征战中,他注意网罗各方人才,如儒宗宋濂,谋臣刘基、朱升等,在与陈友谅进行的决定性征战中,据说还得到了庐山僧周颠(一说道家神仙)的襄助。

      由于早年的出家经历,朱元璋对佛法的立教宗旨与义理有着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其护法护教的基本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每见善信真修,他都由衷地赞叹。对于“隆冬之时,衣服颓靡,叠膝禅房,慕如来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虽严寒肌肤为之冻裂,亦不相告的“力修之僧”,表示了极大的尊敬(《明太祖集·卷十·明施论》)。对佛法日盛,殿阁庄严备具,亦欣然于怀。洪武中,特为诸王子选高僧为辅侍,“为诵经荐福。”(《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他在政事之余,也常“入寺中与禅者盘桓”,藉此舒解忧烦,“暂释几冗之一时”(《明太祖集·卷十四·游寺记》)。他广泛结交天下名僧,如曾被元顺帝赐以“佛日普照慧辩禅师”称号的楚石梵琦、赐以“寂照圆明大师”称号的金璧峰、以及中天竺僧具生吉祥、峨眉僧宝昙、普陀僧怀信等,均给以特别的礼遇,并常有诗文馈赠。

      朱元璋仰重佛教的超拔与教化的功能,明朝开国之初,他“悯念四海兵争,将卒民庶多殁于非命”,认为“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宋濂《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故于洪武元年秋九月、洪武二年春三月,两度诏请江南的戒德名僧,在蒋山禅寺作隆重的超度法会,并亲率群臣向佛菩萨顶礼膜拜。洪武三年,因对鬼神之事存有疑问,他又特别诏请了十六位大法师,馆于金陵大天界寺,援据经论,详析其理。其间禅宗祖师,世称明代“国初第一禅师”的楚石梵琦,预知时日,因缘示灭。临终前他沐浴更衣,跏趺书偈曰:“真性圆明,本无生灭,木马夜鸣,西方日出。”置笔对梦堂法师云:“师兄,我去也。”梦堂问:“何处去?”答:“西方去。”又问:“西方有佛,东方无佛耶?”他震威一喝而逝(至仁《楚石和尚行状》)。逝后龛奉四日,颜色愈明润,朱元璋及大学士宋濂等均为之嗟悼痛恻。当时朝廷禁止火化,礼部奏闻后,朱元璋特开僧家火化之例。禅师火化时,“送者千余人”,火化后,“牙齿、舌根、数珠不坏,舍利五色,纷缀遗骼”,“累累如珠”(同上),一时缁白瞻礼,朝野惊叹。

        三

        在政治上,朱元璋推重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他认为,儒家祖述尧舜,效法先王,其传承与确立的政治准则、伦理纲常为“万世永赖”,而佛道二教则处处教人明因果、辩善恶、示吉凶,劝善警顽,“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明太祖集·卷十·三教论》)他说:“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同上)认为三教虽侧重不同,表现各异,但其出发点与最终目的则是根本一致的,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三者互相补益,不可或缺。对于佛教,他认识到佛陀立教之目的,在于使人人明了祸福因果,明心见性,仁慈忍辱,诸恶不作,百善奉行,“意在消愆而息祸,利济群生。”(《同上·修教论》)指出:“假处山薮之愚民,非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同上·释道论》)盛誉佛法“化凶顽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同上·卷十三·拔儒僧文》)正因如此,他极为重视佛教的辅政作用,将佛教事务视为朝中大事,对佛教制度、僧寺清规多方整饬,期望以此整顿僧团,去淤除垢,“振扬佛法以善世”(《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申明佛教榜册序》)。

      为加强朝廷对佛教事务的管理,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各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洪武十五年,又仿宋制,在京设僧录司,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由礼部任命;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督导僧众行仪并主管考试等事务。洪武五年,他下诏对各地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的免丁钱。洪武十七年,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洪武三年,朱元璋召集各地僧耆,将全国佛教寺院划分为禅、讲、教三类,以便于统一管理及督促僧人专心办道。其中禅寺为不立文字,专求明心见性的禅宗寺院;讲寺则包括禅宗外的各个宗派,主要从事于弘扬诸经义旨,并依之修持的寺院;教寺为专修瑜伽教法及应赴各类佛事的经忏寺院。洪武二十五年,还进一步制定了禅、讲、教三类僧服色别,成为明代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

      为整顿僧团秩序,防止僧俗混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还制定颁布了影响深广的《申明佛教榜册》,要求各地僧司查验清理天下僧寺,欲还俗者听其还俗,使出家僧人恪受戒律清规,禅、讲、瑜伽,各归本宗。《榜册》中还详细规定了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并且严厉规定,“令下之后”,如果仍然“私有眷属,潜住民间”,必严惩以正视听。洪武二十七年,他又下旨敕礼部颁布了九条榜文,对僧人举止所应趋避自律之处,作了更为具体的补充规定,俾使境内僧人均能依此条例洁身自守,使世间“善者慕之”,“佛道永昌,法轮常转”(同上),利益邦国。

      朱元璋很重视佛教经典的整理、流通与讲习,洪武五年,他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组织力量点校、刻印藏经,到洪武三十一年,共收录佛典一千六百余部七千多卷,史称“洪武南藏”。他还多次下诏命天下僧人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对禅宗在明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常对佛教具体事务,如寺院住持人选、礼佛诵经之法、佛事仪规等亲加干预,见其对佛教的重视关心程度实非同一般。

        四

      朱元璋笃信佛家的因果学说,认为“定业难逃矣,果报昭然矣”(《明太祖集·卷十·修教论》),一生都很注重对佛学义理的研讨。他常喜欢与大学士宋濂等一起论究佛经奥义,剖理决疑,尤属意于般若经典,对般若真空的佛学义理有很深的理解,如他认为“佛之教实而不虚,正欲去愚昧之虚,立本性之实”,所谈之“空”为“相空”,谈“空”的目的是为了解脱妄想缠缚,“去心之邪念,以归正道。”(《同上·卷十五·心经序》)宋濂赞扬他“一观辄悟”,“睿识神见,皆超出乎常伦”(《宋学士文集·芝园前集卷五·新刻楞伽经序》)。他欣然赞同佛陀将护持佛法的责任付之于国王大臣的传统佛教观念,不仅终身以护法护教为己任,还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所以付之者,国令无有敢谤,听化流行,非王臣则不可。”(《同上·卷十四·游新庵记》)认为对于佛法的教化、流行,朝廷应鼎力协助,对公然毁法毁教者要严惩不贷。同时要尽量采取无为的态度,以免产生误导,即对佛家救世之行、益世之功,主要通过律法的方式给予有力保证,并优加礼遇,以示尊重。他强调,作为现实的政治家,帝王大臣应致力于伦理纲常的维护与日常政治事务的处理,忠君孝亲,知人安民,而不能荒废政务,更不可妄施以求福,否则“必不蒙福而招愆”,王纲废弛,“祸将不远”(同上)。当然,他也批驳那种认为佛道误国的观念,是“小聪明而大愚。”(《同上·卷十·三教论》)对于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事件,他深以为非,认为其所为令人“切齿奋恨”、“非独当时为人唾骂,虽万古亦污名。”(《同上·卷十四·游新庵记》)他还辨析梁武帝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务本分,崇尚虚文,废国怠政,而非佛法之过。

      朱元璋一生除亲著《集注金刚经》外,还御制佛教论文集《护法集》,写有大量关于佛教方面的诗文,收入《明太祖集》中的就有文章四十六篇,诗偈若干。其中对佛教去恶扬善的现实意义与辅政作用的阐述,常能发前人之未发,十分明智、允当,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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