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2日  佛学研究网

    在寺院中，常能听到“丛林”一词，很多初学佛的居士往往不明所以。事实上，丛林是汉传佛教大寺院的一种代称。那么，为什么有的汉传佛教寺院可以被称为丛林呢？

    一 丛林名称的由来

    梵语贫婆那，翻译为中文就是丛林的意思。而这个丛林之意，最早是由僧伽的概念衍生出来的。《大智度论》卷三说：

    僧伽，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一一树不名为林，除一一树亦无林；如是一一比丘不名为僧，除一一比丘亦无僧，诸比丘和合故僧名生。

    经文的意思是说：众多比丘聚集在一起和合共住，就好像很多大树同处于一片树林之中。如果只有一位比丘，不能称之为僧伽，就好像只有一棵树也不能称为林一样。这里只是借丛林作为比喻来解释僧伽的概念。那么，众僧共住的寺院，为何可以直接称为丛林呢？

    《大庄严论经》云：

    如是众僧者，胜智之丛林，
    一切诸善行，运集在其中。

    由此可见，寺院之所以被称为丛林，主要是因为其集中了殊胜的智慧和善行。因为，智慧和善行聚于寺院之中，就好像众多树木聚于丛林中，所以将众僧和合的寺院称为丛林。

    二 丛林道场的开创

    虽然以丛林形容众僧和合共住之处，但在汉传佛教中并非所有寺院都可以称为丛林。丛林通常是指禅宗寺院，因此也有“禅林”的说法。后世教、律等各宗寺院仿照禅林制度，也有称丛林的，但丛林仍以禅宗寺院为主。

    中国禅宗从六祖慧能大师后，在传至于百丈怀海之前，百余年间师以道传于弟子，弟子资学于师，多岩居穴处，或寄住律宗寺院。到了唐贞元、元和间（785-806），禅宗日盛，宗匠常聚徒多人于一处，修禅办道。江西奉新百丈山怀海禅师以禅众聚处，尊卑不分，对于说法住持，未合规制，于是折衷大小乘经律，创意别立禅居，这就是汉传佛教中丛林的开始。

    最初丛林规模并不很大，到唐末五代之间才有所发展。如道膺禅师住江西云居山，僧众多至千数；义存禅师住福州雪峰，冬夏禅徒更不减一千五百人。进入宋代以后，丛林建置益臻完备，禅众亦以集中居住为常，凡名德住持的丛林，都有千人以上。如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延寿自杭州灵隐寺移住永明寺时（今净慈寺），学侣多至二千。

    宋室南渡以后，禅宗名僧辈出，所居丛林皆极一时之盛。如克勤所住江西云居山、宗杲所住浙江径山、正觉所住泗州普照寺及明州天童寺，清了所住真州长芦崇福寺等，其住众常至千人以上。

    史弥远（宋淳熙进士）因而请定江南禅寺为五山十刹（余杭径山、杭州灵隐、净慈、宁波天童、育王等寺为禅院五山；杭州中天竺、湖州道场、温州江心、金华双林、宁波雪窦、台州国清、福州雪峰、建康灵谷、苏州万寿、虎丘等寺为禅院十刹），于是丛林制度遂遍行于江南，迄今不衰。

    三 丛林种类的划分

    唐末，由于禅宗衣法相传的习惯，于是丛林住持有了世代之分，如南宋初宏智正觉禅师为天童寺的第十六世。然而这时宗派的修行，随主持而变易，住持个人所传承的法派与寺院主持的世代无关。到了元宪宗时分下寺院为禅、教、律，各守其业，不相变易。于是法派与寺院成了固定的关系，这就是明清时代汉地十方丛林制度的起源。

    明清时的寺院，以其住持传承的方式不同，又可分为子孙的与十方的两类。子孙寺院的住持是一种师资相承的世袭制，故又称为剃度丛林或子孙丛林。十方丛林的住持则是在十方僧伽中公选戒德品学兼优的贤能僧伽充任，故称为十方丛林。更进一步地，十方丛林依住持继承制度的不同，还有选贤丛林与传法丛林之分。

    选贤丛林的住持既无法派，也不受法卷，虽名有先后而无世系，退居（前任住持）与住持都是平等待遇。如1924年厦门南普陀寺改子孙丛林为十方选贤丛林，即订立“十方常住规约”二十条，规定选举法、住持任期及进院退院等手续。而传法丛林则由本法门于十方僧伽中选戒德品学兼优的贤能僧伽，先传法印或依法派更改法名，按照世代次序传授法卷，而后接任住持。如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的住持，即是依法系相传的，称为传法丛林。

    四 丛林制度的意义

    禅宗虽然强调明心见性的顿悟之法，但是远自释迦牟尼佛，以及禅宗一法传来中国后，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位祖师和禅师，不是从精勤禅定、专志参究中获得成就的。百丈禅师创立丛林的苦心，是为了真正建立禅宗的规范，使天下僧众有个安身立命、专志修行的所在。因而，当时百丈禅师所注意的重心，也正是禅宗道场最为核心的部分——禅堂。

    禅堂是禅宗丛林的教育和实践中心，僧众的日常便是围绕着禅堂展开的，一切所学所作无不是为了真参实证，老实修行本分下事；种种规矩制度也是围绕着禅堂来安排的，一切所立所设无不是为了禅堂中刻苦修行的僧众。当然，禅宗并非绝对不讲经说法，丛林的住持亦时而在法堂正式说法，随时随地阐扬宗旨、勘验学人，此外更有小参等多种为后学说法的方式。总之，丛林中佛法的弘扬往往是因事设教，无有定法，这也确保了丛林制度的灵活性。

    但另一方面，这种僧团制度的巨大变革在其推行之初也遭遇了较大的阻力，百丈禅师等宗门大德甚至被视为破戒比丘。在这种情况下，百丈禅师仍然坚持改制，固然由于见地定力的超群，也是适应时势机运的当然趋势。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四五百年的蜕变，逐渐吸纳了中国本土的文化，也被中国文化所融合，受到中国民情社会风俗的影响。为了佛法长久流传利益众生，相应的僧团组织和管理制度渐渐发生改变，这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马祖百丈等辈，不仅仅是宗门开悟的明眼善知识，而且都是气度雄伟、智慧豁达之士，具有命世之才，也唯有如此，才能够力排众议，勇猛地担当起传佛心印的重任。

    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如果不是百丈禅师当时毅然改制，还让僧众们原样保持印度僧团制度，佛教岂能在中国历经千年而保存其规模，流传到现在呢？

    因此，丛林制度不仅对禅宗，而且对整个中国佛教都有十分殊胜的意义。如果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佛教理论中国化基本完成的标志性人物，那么丛林制度的建立就是佛教僧团制度中国化的一个里程碑。

    时至今日，在大多数汉传佛教寺院，尤其是禅宗道场中，无论殿堂规制、法器称谓，还是执事权责、礼仪清规，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丛林制度的深刻烙印，这正是佛教中国化的最佳范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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