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5日    佛学研究网

　　“疑伪经”是源自佛教经录的一个术语，主要指佛典中真伪难辨的“疑惑”经和假托佛说的“伪妄”经。它们是伴随佛经翻译而出现的一类典籍，是中国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研究佛教的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古代正统的佛教徒出于辨伪存真和纯正信仰的需要，主张禁绝疑伪经的流通，致使大批的疑伪经被历代大藏经所摒弃，绝大多数已亡佚。

　　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中保存有一百多种疑伪经，为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之赐。”这批失传千年的疑伪佛典，发现不久便引起了学界热切的关注。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看，百年来敦煌疑伪经的研究，可以198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1980年以前，法国的伯希和、戴密微，日本的矢吹庆辉、望月信亨、冢本善隆、牧田谛亮、宇井伯寿，中国的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任继愈等学者，都对疑伪经作出了开创性研究，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矢吹庆辉与牧田谛亮。20世纪30年代，矢吹庆辉将他在大英博物馆披阅敦煌遗书时精选出来的疑伪经写本，摄成照片编为《鸣沙余韵》。此后，矢吹庆辉又著《鸣沙余韵·解说篇》，为近40种疑伪经作解题，内容涉及各经的现存状况、经录记载、写本录文及成立过程，他的录文后来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疑似部”，成为此后很长时段内疑伪经研究的基础。1976年，牧田谛亮所撰《疑经研究》，利用敦煌写卷对疑伪经作了文献学考察，并从编撰动机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力图探明每部疑伪经的现存状况、成立背景，这是疑伪经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1980年以后，疑伪经的研究成为国际佛学界的一大热点，涌现出一批杰出学者，如欧美的许理和、巴斯韦尔、太史文、郭丽英、于君方，日本的木村清孝、落合俊典、伊吹敦、船山彻、西本照真，中国的方广锠、张总、李小荣、汪涓、杨梅、张淼、伍小劼、曹凌、于淑健、熊娟、王孟等，他们对疑伪经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方法的创新、新资料的运用、文本的整理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推进。

　　欧美学界，许理和对《首罗比丘经》、莱伊对《提谓波利经》的研究，使疑伪经成为佛教研究的重要课题。1990年，巴斯韦尔主编《中国佛教伪经》，内容涉及疑伪经研究的总体评述和单部疑伪经的深入研究。1996年以后，太史文从《十王经》和《盂兰盆经》入手，细致剖析了日常生活中佛教如何与中土固有的习俗、观念相融合。此外，郭丽英对《占察经》、于君方对《高王观世音经》的研究也颇精到。

　　日本学界，1994—1998年间，陆续推出了落合俊典主编的《七寺古逸经典研究丛书》（1—6 卷），书中对七寺所藏古写经中的疑伪经做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2000 年，木村清孝主编的《疑伪佛典的综合研究》探讨了疑伪佛典产生的内在理由及其创作、流传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此外，西本照真对三阶教，伊吹敦对《心王菩萨说头陀经》《法句经》以及船山彻对六朝佛典编辑中的中国化问题做了精致独到的研究。

　　中国学界，方广锠在对某些疑伪经进行校理的基础上，提出“伪经不伪”的现象，主张把“翻译标准”作为判别疑伪经的标准，应从“文化汇流”的角度看待佛教史上的疑伪经现象。其他学者也发表一批成果，多是对某部或某类疑伪经研究的深入考察，如张总关于地藏信仰、三阶教典籍的研究，汪娟对礼忏佛典的研究，李小荣对《高王观世音经》《续命经》的研究等。

　　除了宗教、历史方面的探讨，不少学者还从语言文字、文献目录、残卷缀合的角度对疑伪经进行研究。语言文字方面，郑阿财从语言的角度论证了《普贤菩萨说证明经》的研究价值。于淑健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为研究对象，发表了《敦煌佛教疑伪经语言研究的价值》等系列论文，出版专著《敦煌佛典语词和俗字研究——以敦煌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对敦煌佛教疑伪经中的语词和俗字作了详尽考释。文献目录方面，曹凌《中国佛教疑伪经综录》对历代经录中的佛教疑伪经做了全面的清理，从异名、历代经录记载、现存情况、引用情况、录文情况、内容介绍等方面予以著录。王孟《敦煌佛教疑伪经综录》对敦煌遗书中的100 多种佛教疑伪经的现存状况予以著录和介绍，并对每部疑伪经作研究编年与研究述评，是目前有关敦煌佛教疑伪经的最新最全的目录。残卷缀合方面，张小艳将《提谓波利经》《父母恩重经》等22部疑伪经中的196件残卷缀合成70组，还原了相关疑伪经写本的面貌。

　　校录整理方面，《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疑似部”收录了当时编者认定的56种疑伪经，其中有一部分经考证实非疑伪经。方广锠主编的《藏外佛教文献》（1—16辑），整理了20 余种佛教疑伪经。其他学者也对某些疑伪经作了校录，如白化文对《首罗比丘经》的校录、张涌泉对《父母恩重经》的整理等。

　　百年来敦煌佛教疑伪经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也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第一，材料上，疑伪经文本的整理过于滞后，严重阻碍了研究的进展。第二，对象上，多关注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经典，如《十王经》《高王观世音经》等；一些义理性较强的疑伪经则乏人问津，如《法王经》《究竟大悲经》等。第三，成果上，多着意于单部或某类伪经的具体研究，缺乏对“疑伪经”性质、特征的整体把握和全局观照。第四，方法上，多立足于文献学的分析考证，较少从佛教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比对研究。

　　其中，“疑伪经的整理”是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从事敦煌写本文献的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文本上，文献的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和保障。唯有依托于精准的文本，才能实现从佛教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对疑伪经进行综合研究。《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校录的近40部疑伪经，已是90年前的整理成果。由于当时所见的写本有限，加之编者对中国文化、俗字的隔膜，疏误在所难免。左景权曾指出其书有不少“可议之处”，如“迻录错误或排印校对欠精”“标点句读不慎害于文理”等，这样的整理本早已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而今，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公私机构所藏敦煌文献的刊布与高清照片的陆续发表，为全面系统地整理疑伪经创造了客观条件。

　　因此，今后进行敦煌佛教疑伪经研究的迫切任务就是：在全面调查所有已公布的敦煌文献图录的基础上，把全部佛教疑伪经写本汇为一编，将百年来敦煌佛教疑伪经整理研究的成果加以汇校，集前贤成果之大成，编辑一部高质量、高水平的《敦煌佛教疑伪经全集》，为学界提供一个校勘精审、值得信赖的整理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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