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4日 佛学研究网
在佛教法会上，僧人们所穿着的袈裟，由割截得或长或短的布块合成，这种式样叫做“田相”，表示僧众可为众生的福田。
人们日常所虑甚多，而论基本所需，大抵无非“衣、食、住、行”四事。内中“衣”之一事，由其质料、式样、颜色等，某种程度上或可被视为某个地域、阶层或社群明显的文化表征。唐代僧人道宣曾专门撰写《二衣总别篇》，以洋洋洒洒二万余言的篇幅详细讲述了佛教僧人衣服的具体规制及其意义，可见在佛弟子看来，僧衣正是佛陀为整肃仪容、庄严道风而设。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一方面承袭了印度佛教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使得佛教的思想内容之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许多中国本土文化的因素——正如汉传佛教的僧人通常在“三衣”之内先着海青、长衫等常服。而根据佛教律典，佛陀为僧人规定了必备的“三衣”，称为“制衣”，另有“听衣”一类，可以因时因地，在符合戒律的条件下随顺风俗民情。因此，想要对汉传佛教僧人的服饰文化做一个初步的了解，不妨分制、听二衣漫谈开去。
一
佛教的制衣即“三衣”，顾名思义，正是僧团准许并规定个人拥有的三种衣服，其正式的名称分别是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早在《阿含经》中，便有佛陀为弟子制“三衣”的记述。大量的记载表明，“三衣”有着多重意义——对外，是佛教僧团用以区别于当时或裸身苦行、或白衣享乐的诸多外道的显著标志；对内，则相当于受比丘学的宣称，提醒着身着“三衣”的僧人们戒行清净、慈悲精进、远离贪着。三种衣服的名称略显生僻，但其总名“袈裟”却广为人知。
关于袈裟，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形象，大概就是《西游记》中唐三藏的锦襕异宝袈裟了。南海观世音菩萨见太宗时详述披挂袈裟之时会有的种种祥瑞异相，并强调“闲时折叠，遇圣才穿”，由此可知，这件袈裟正是“三衣”中的僧伽梨。僧伽梨是僧人上街托钵或奉召入王宫时所穿，由九条以至二十五条布缝缀成的“大衣”，又称为“祖衣”“九条衣”，是僧人的正装，因此讲究“遇圣才穿”。而“三衣”中的另两种，郁多罗僧是僧人日常礼拜、听讲、布萨时所穿着之衣，由七条布片缝制而成，又称为“上衣”“入众衣”“七条衣”；安陀会则是为做日常劳务或就寝所制，称为“内衣”“中宿衣”“作务衣”“五条衣”。
三衣均属袈裟，而“袈裟”一词，由颜色得名，本意指坏色、不正色。传说佛陀带领比丘们修行时，经年风雨后，衣物形成坏色。之后，为了“毁其形好，僧俗有别”，规定凡僧伽的衣物均应染成袈裟色，以此提醒弟子们断却贪爱、少欲少事、慈悲喜舍。再后来，因为袈裟成为僧伽身份的标志，因此对僧人的行为产生了某种外在的约束力，同时使俗人亦因对佛教的景仰而对身着袈裟者生起恭敬心，便有了“不为怨贼所劫”等功用，也可避免来自世俗的一些不必要的修行障碍。而“袈裟”具体所指的颜色，现存的佛教典籍里主要有赤色和黄色两种说法。当今汉传佛教僧人所穿祖衣为赤色，而七条衣和五条衣多用黄色。
袈裟的形制按律所说应为“ 绕身三匝”，但从目前已知的日本寺院和博物馆所藏传世袈裟看来，至少从隋唐开始，其长度有较大幅度的缩减。其中原因尚未见定论，依笔者猜想，或许因为早期佛教徒在印度，偏袒右肩但服袈裟即可防虫御寒，而中国礼制并不崇尚暴露肢体，又兼气候因素，内中须着袍服……诸多因素之下，或许袈裟的功能性意义较之早期佛教有所下降，同时在文化符号和信仰的神圣性等层面的意义更加明晰，因此缩小尺寸、取其象征性意义也未可知。
另外，我们所熟悉的袈裟的形象，每一条缀布都由割截得或长或短的布块合成，这种式样叫作“田相”，表示僧众可为众生的福田。具体说来，五条衣为一长一短，七条衣为二长一短，大衣则为三长一短。但这样将“纳衣”制度化为“田相衣”，可能是始于初唐，更早的袈裟是没有田相特征的“缦衣”。
至于制衣的材质，佛教传入汉地之初，中国僧人多以麻布为僧衣的主要原料，自宋以后普遍开始使用棉布。
二
如果说制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印度佛教的形制，因此更侧重于传达佛教的神圣性；那么相较而言，听衣则更能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听衣的用色与材质多遵循制衣的规制，大致包含海青与衫、褂等形式，其中在正式场合较常见的是海青。海青腰宽袖阔，圆领方襟，保持了汉代的形式。不过虽然脱胎于汉服，区别于俗袍敞开的袖口，海青的袖口须缝合起来。此外，海青的衣领叫“三宝领”，用三层布片覆叠缝制而成；在衣领的前面中段，还有五十三行蓝色线条，称为“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一方面突出了佛教特色，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作为常服更加耐用。自晋以后，渐渐形成制度，百丈以后，要求变得更加严格：海青可以为四众弟子所穿着，但在家居士只能穿青黑色，只有名位崇高的出家长老才能穿黄褐色的海青。
从留存至今的佛教造像来看，中唐时期也有将偏衫和裙缝合形成直缀的听衣形式，但唐代以后，这种形式很可能不再被使用了。这种历史性的听衣形式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仍有体现，再举《西游记》为例：孙行者五行山下初见三藏法师时蓬头垢面，后来唐僧允他穿上观世音菩萨所赠的绵布直裰和嵌金花帽时，说“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经，就会念经；这衣服若穿了，不用演礼，就会行礼”——当然，直缀还是无比合身的行者标配，花帽却即刻化作了金箍，将野性难驯的大圣框进了礼制之内。调服心猿，倒也暗合了佛教的旨趣。（信息来源：《中国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