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6日 佛学研究网

　　佛学研究网讯　“483年，你们记一下这个年份”，刘永增在讲到成都万佛寺“曹比丘造像碑”时，重重得强调了一句，说罢又匆匆的翻到下一张幻灯片，生怕观众们错失接下来揭开谜底的时刻。

　　4月1日，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院原所长刘永增在成都博物馆以“敦煌雕塑史诗”为题，带领现场观众，进行了一次横越中亚的考古之旅。

　　千百年来，敦煌作为汉长城玉门关与阳关所在地，西北边塞的要隘，丝绸之路的重镇，一直享有古代中西方交流枢纽的美誉。但2009年成都万佛寺石刻展，却改变了刘永增对敦煌雕塑历史流变的一个认知。

　　“北齐（公元550年至577年南北朝时期，取代东魏在黄河下游地区建立的王朝）和敦煌（南北朝时期属于西魏）的关系，还有笈多王朝（公元320年－540年时期的印度王朝）在敦煌怎么体现的？”这些问题，在万佛寺的“西凉曹比丘玄嵩造像碑”（下称曹比丘造像碑）出土以后，有了新的答案。

　　穿越千年之旅

　　敦煌研究院保护所原所长孙儒僩在谈起第一次到莫高窟“洞子里”的经历时说，当时“满屋子的天花乱坠，头昏脑涨，十分惊讶”。

　　这也是大多数人对敦煌最强烈的观感。中国有长达千年“寡淡”文人画传统，作为水陆道场副产品的宗教壁画并不受历朝历代知识精英的重视。所以，当上世纪初，敦煌华章第一次由英国“盗墓贼”揭开时，让世界对中国艺术有了新的看法。

　　就在众多学者热火朝天的研究敦煌壁画时，刘永增不作声的选择了研究敦煌的雕塑。1992年刘永增从东京艺术大学雕塑史专业毕业，成为了敦煌研究所少有的雕塑研究专家。

　　“佛教最重要就是佛像”，刘永增告诉记者，“宗教中心主要是偶像，壁画主要是为佛像服务的。（信众）对它（佛像）进行礼拜，而不是对着壁画。”

　　在刘永增看来，目前学界对于中国雕塑史还没有一部代表性的论著。为了帮助观众更全面的了解敦煌雕塑，刘永增将敦煌佛像的故事往前推了七百年，从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大帝败走印度开始，佛教创立200年后开始。

　　佛教在创立之初，没有佛像和对释迦牟尼的偶像崇拜。直到古希腊北部马其顿国国王亚历山大伟大的东征抵达印度西北部地区。虽然印度最终没有被征服，但亚历山大洒下的希腊文化火种却开始在印度社会燃烧。

　　“从社会发达水平而言，印度已有这个（造像）能力，外界刺激（希腊雕塑）给了它提示，然后产生了这个（佛教）造像。”

　　公元1世纪前后，佛教传入中国。这时在印度产生了犍陀罗或马图拉样式的佛像，它们融合希腊风格和本土造像形式，带着地中海之风，进入中国。

　　但是敦煌早期的造像并不是直接接受了印度的风格，根据刘永增的研究，早期佛像造型的传播经历印度到中亚阿富汗地区，然后才进入中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原佛造像头上束发的装饰——宝冠，有明显的中亚王国特征。

　　在印度，孔雀王朝最终没能抵御外敌的入侵。在被大夏人、安息人和大月氏接管400年后，公元4世纪，印度人重新掌握了国家主权，成立有史以来最繁盛的笈多王朝。拥有广泛信徒的佛教依然持续的东传。奇怪的是，这样一次新潮的佛像风格到达敦煌的时间似乎特别长，几乎要到两百年后的隋代，才在敦煌流行起来。这个时候印度笈多王朝已经开始走向灭亡。

　　四川是雕塑之乡

　　“我们国家比较有规模的造像，最早的还是在我们四川，在哪里呢？在我们三星堆。”

　　经历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近半个世纪断断续续的挖掘，一座距今4000多年的大型青铜时代文化遗址。这就是广汉三星堆遗址。

　　“四千年前就具有规模了”，刘永增在比较希腊雕塑特点与亚洲雕塑传统的不同时，忍不住插入他对古蜀雕塑技术的赞叹，“三星堆太重要，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的铸造史，比如说我们的冶炼，还有我们的服饰史，还有造型艺术，一下就可以提到四千年前。”

　　除了三星堆，四川的佛教雕刻也都极好，刘永增顺势说到。除了大足、安岳石刻，还有一处让刘永增反复提到的四川古代佛像群，这就是成都万佛寺造像。

　　1882至1954年间，成都老城西门外曾先后五次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后据考证，这里有一座始建于东汉，不断经历朝历代重建的，最后毁于明末战火的古寺院。当它最后一次被毁时，人们称它为万佛寺。

　　刘永增之所以反复提到万佛寺，是因为经过艰苦的研究后，考古学家们听到了它与远在西北大漠的敦煌佛像，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话。

　　“万佛寺的东西发现很早，公布得很晚”，刘永增说，直到21世纪初，他才在一次展览中见到万佛寺的真品。

　　“这是四川省博物馆很重要的一座雕像”，刘永增指着幻灯片上一座佛像说，下面有一段铭文，“齐永明元年（483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

　　“483年，你们记一下这个年份”，刘永增说着又翻到下面的幻灯片，“这是龙门石窟古阳洞的造像，这个大概在520年前后……这个是（敦煌）285窟是538年。”

　　万佛寺曹比丘造像碑、古阳洞、285窟的佛像，都有一个特点：佛祖胸前系着一根束带。而这件“汉服”带子完全是中国人的独创，又被称作“褒衣博带”式袈裟。最早的“褒衣博带”佛像原是在洛阳（北魏都城）发现的一尊，当时学界认为系带的出现是由于北魏孝文帝（467年-499年）服装改革的结果。

　　万佛寺曹比丘“褒衣博带”佛像发现后，由于它的年代早于服装改革，说明这种“褒衣博带”和孝文帝并没有关系，而是佛教中原化的结果。

　　“中原化”的敦煌

　　与此同时，在成都万佛寺以及河北曲阳、陕西天龙山、山东青州等地的北齐佛教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印度笈多王朝形式的佛像。

　　“佛教的中心是佛像”，刘永增告诉记者，敦煌的壁画虽然美轮美奂，但信徒崇拜的还是佛像。于是佛像的形式也成为佛教艺术的“流行趋势指标”。

　　敦煌“汉服”佛像与成都万佛寺穿中式束带袈裟的曹比丘造像碑，时间差异超过半个世纪。而敦煌大量出现印度笈多王朝的佛像样式，也要到北齐之后的隋代才出现。

　　为什么佛像“潮款”在敦煌会出现这样的时间差？刘永增经过大量比对研究发现，古代敦煌和中原的关系比过去认为的更加密切：印度笈多王朝的佛像样式，在南北朝经由一些路径传入中原，在北齐朝被中原化以后，才再传入敦煌，“它（笈多王朝佛像）不是路过敦煌产生的（直接）影响，而是到了中原，’北齐化’了以后再反馈给敦煌。”

　　山东青州北齐佛像

　　刘永增介绍，同样的样式敦煌晚几十年才有，说明南方才是当时佛教发达之地，“（南方）包括四川，佛教很发达，而敦煌是边缘之地。所以敦煌的佛像样式要比内地至少晚30年。”

　　“佛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外来的宗教，（敦煌佛像研究）要从历史的角度上，从世界的框架内，我们才能研究到位。”

　　但笈多王朝的佛像在中国传播，依然还有很多疑问留待未来的考古学者的求证。比如万佛寺何以出现笈多王朝佛像？

  　刘永增告诉记者，“敦煌（历史流传）很清晰，受到中原的影响不是某一个朝代，很多朝代都如此。四川是文化比较深厚的一个地方，万佛寺遗址之前与之后都有很多佛教遗存，而早期是从北方还是从南方传入，这些还不是很清晰，学术上没有很落实。”（信息来源：凤凰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