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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与现代:关于佛学教育的设想
     
    [ 作者: 李四龙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已阅:3119   时间:2016-11-8   录入:wangwencui


    2016年11月8日    佛学研究网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中国各地的寺庙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得到快速的修复或重建。现在,这股“建庙风”有所收敛,佛教界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关注佛学教育。目前,全国已有60余所佛学院在国家宗教事务局或省级宗教局备案登记,并有一批尚未登记的地方佛学院。然而,很多佛学院招不到学生,经费得不到保障,学生不安心学习、教师不安心教书,学生毕业没有社会公认的文凭,佛学院教师从来不评职称。凡此种种,都让佛学院建设步履维艰。这些问题都很具体,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中国佛教界现在能做的,主要还是厘清佛学院的功能定位,确立佛学院的办学理念与教学体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抉择。

      继承传统

      当前的中国佛教,近的是继承民国时期的佛教传统,远的是继承明清时期的佛教传统。明代以来的佛教传统,最主要的是所谓的“禅净双修”。在宗派上,明代以来的中国和尚绝大多数属于禅宗系统,在修行方法上,普遍采用称名念佛的净土法门。直到今天,这个“双修”的传统仍然需要我们继承与发扬。

      禅宗,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的创新与发展,主张“直指人心,明心见性”,并不重视佛教经典的字面意义,也反对单纯的打坐修行,而是要修行者直接领悟大乘佛教所讲的“般若波罗蜜”。禅宗认为,觉悟的道路可以多种多样,但最简单的方式是“观心”。到了明代,中国的法师感觉到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觉悟容易流于空洞,有些人甚至卖弄文字、装腔作势。所以,他们越来越感到“念佛”这个方法的积极意义。最简单的方法,是借用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往生西方极乐净土;高明的方法,则是在念佛的同时,反问自己“谁在念佛”?以“念佛”收摄身心,远离妄念;又以“疑情”观照自身,生起智慧。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云栖袾宏以来的中国法师,大多是用这个方法修禅。

      现在,各寺庙的佛学院普遍重视道风建设,注重出家众的各项威仪,譬如过堂用斋、跪香忏悔、布萨诵戒。这对于僧格的养成、道场的庄严十分有益,但还算不上是最重要的丛林传统。就现阶段的佛学院建设而言,全面恢复“禅净双修”的传统十分必要。在佛学院里,应当促使学僧们强化坐禅、念佛的经验,熟悉禅宗与净土宗的历史与典籍。佛学院要有禅堂或念佛堂,这和斋堂一样重要。

      当前的佛学院,不少还主张“八宗兼弘”。这是民国以来的中国佛教传统,深刻影响了海内外华人佛教界。中国佛教史上,有天台宗、三论宗、禅宗、华严宗、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和密宗。事实上,日本学者讲起中国的佛教史,还常提到“十宗”或“十三宗”。中国过去到底有多少佛教宗派?这在民国时期的佛教学术界有过很多讨论,“八宗”是大家讨论以后所取得的共识。这些宗派产生于隋唐时期。在中国的思想史上,隋唐是一个佛学昌盛的时代,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儒学,被认为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有鉴于此,致力于中国佛教复兴的高僧大德积极倡导“八宗兼弘”,其弦外之音是要回到那个辉煌的佛学时代。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至于能否实现,只能看各方面的因缘造化。

      所以,当前的佛学院建设,一方面可以保留“八宗兼弘”的愿景,一方面还要正视现实,积极发扬“禅净双修”的丛林传统。当然,有些寺庙是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等宗派的祖庭,它们的佛学院要有自己的特色,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明智之举。

      面向世界

      佛学院这种佛学教育体制,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的产物。它在当代的发展,必须面向当今世界佛教发展的新趋势,必须适应现代社会转型的新变化。

      由于便利的现代交通与快捷的电子通讯,世界范围内的佛教组织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前,中国的法师要冒着生命危险,花上数年时间,才能去一趟印度朝圣。现在,只要短短的7小时,就可以从北京飞到印度新德里。以前,中国的法师只能靠着一部《大藏经》去了解所谓的“小乘佛教”——一个被贬低为只管自己修行的佛教传统。现在,他们可以很轻松地来到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亲身体会到这种一向被中国佛教徒忽视的佛教传统,其实蕴藏着无限的生机,至今还保留着严谨、思辨的佛学传统。现在,源自现代缅甸的内观禅、源自现代泰国的阿姜查的禅法,正在影响海峡两岸不计其数的佛教徒,这是新时代的步伐。当前的佛学院建设,应当能捕捉到这种时代的脉动。

      现代佛教,早已越出了亚洲的范围,传到了欧美世界。如果不是单纯看佛教徒的人数,而是参照各地区的佛教多样性与现代性,目前美国的佛教恐怕是最有活力的。上世纪60年代以后,佛教在美国的影响力扶摇直上。亚洲历史上各种形态的佛教宗派,如今在美国基本都有传播。无论是东亚的禅宗、净土宗和天台宗,还是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或者是南传佛教的各种禅修系统,在美国的都市街角、山村幽谷,都有很多的弘法道场、坐禅中心。虽然信众的主体还是亚洲移民,差不多达到了70%到80%,但还是出现了一大批欧洲或非洲移民的信徒。他们的宗教传统、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迥异于我们亚洲人。在普遍信奉基督教的社会里,佛教还有什么活力?在科技深入人心的现代文明体系里,佛教还有什么魅力?美国佛教界给出了清楚的回答,这就是兴办佛学教育。

      在中国的晚清社会,西方势力大举入侵。居士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短暂的办学经历,一方面希望学员们都能熟悉佛典,一方面要求学员们熟练掌握多种语言,包括国际上通用的英语、印度佛典所用的梵语。对多种语言的要求,是现代佛教学术里所谓“佛教文献学”的核心内容。这种佛学教育的现代眼光,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许多佛学院,但能一以贯之的却少而又少,支那内学院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太虚以另外一种方式继承杨文会的现代眼光:广泛结交西方人士,特别是那些在华的传教士。正是这样的一种胸襟,让他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佛教徒的思想高度:他十分在乎基督教的组织制度、团契精神,希望佛教能多方面借鉴、学习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有着强烈的现世精神,而太虚主张佛教要为现实人生服务。

      当前,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陆续恢复或新建的佛学院,应当继承民国时期佛学院建设的现代眼光,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现在,还应当多多借鉴美国佛教界的佛学教育经验。譬如,属于藏传佛教系统的美国那洛巴大学,设有禅心理学、早期儿童教育、环境研究、跨学科研究、音乐、和平研究、宗教学、传统东方艺术、视觉艺术、写作与文学等十余个本科专业方向,另外还有十余个硕士专业。他们的佛学教育,一是提供佛学方面的知识,二是开拓与佛学相关的、社会关注的领域。

      当前,中国佛教界如何去应对诸如基督教迅速传播的一系列挑战?除了兴办佛学院,不断培养优质的现代僧人,别无他途。因此,当前的佛学院建设,必须是一种有国际眼光、有对话能力的佛学教育:跨越不同的佛教传统、宗教传统和学科传统。

      服务社会

      当代佛学院建设,需要把“服务社会”的理念传授给学员。民国以来的“人间佛教”和欧美世界倡导的“参与佛教”都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就是要佛教徒关注、服务现实社会。

      上世纪60年代,一行禅师,这位流亡海外的越南禅师最先提出“参与佛教”的说法。该词的越南文,完全参照太虚的“人间佛教”一词。从此,“参与佛教”一词传遍英语世界,其内涵主要强调佛教需要参与解决关乎人类未来的社会现实问题,诸如世界和平、环境污染、粮食危机等。人间佛教,现在则主要针对现实的人生问题,往往是属于个人的物质或精神生活。海内外的华人佛教,其重心并不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而是着眼于信众个人的或家庭的幸福生活,强调为信众服务,劝导信众参与修行。

      在这方面,台湾地区的佛教发展给出了很好的回答。无论是慈济功德会的赈灾、医疗,还是佛光山的办学、弘法,都以服务信众为宗旨,间接地也为社会的发展、和谐作出了贡献。他们在慈善救济、敦亲睦邻等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中国大陆地区的佛学院建设,应当及时总结与借鉴其宝贵经验。在佛学院的课程设置里,譬如社会工作、家政服务、老人护理等方面,可以有一定的选修课程与实践机会。

      中国的家庭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过去的四世同堂,动辄家里有数十口人,到现在往往只有3个人,大量的老年人独守空房,“空巢”现象越来越普遍。在这样的社会格局里,佛法要送去关爱。仅此一个方面,中国佛教能为社会服务的空间就已经很大。当前佛学院的人才培养,要能及时关注这类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其他方面的社会工作还有很多,譬如,专门收容孤儿或孤寡老人的福利院、病人的临终关怀、流浪者或失业者的社会关爱、残疾人或低收入者的生活照顾、高昂医药费的资金募集、困难学生的资金扶持,乃至重要科研项目的赞助,佛教界目前已经有条件适度参与。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可以通过佛学院进行培养。

      与此同时,佛学院的教育对象还需扩大,不能仅仅面对出家人,居士教育也要纳入佛学院的工作范围。居士对中国佛教的发展,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居士队伍虽然人数庞大,但是他们的佛法素养并不理想,这可能会影响社会舆论对佛教的正确理解。从海外的经验来看,僧众越来越少,有些道场索性全由居士负责管理,僧人只是偶尔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前世界佛教的发展趋势。因受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出家人数很难有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居士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居士学佛队伍纳入到寺院佛学院的正规途径,是大势所趋。现在,国内有条件的寺院或佛学院,完全可以先行先试,有的地方已有一些实际经验:

      一种是给常到寺院的居士开办短期培训班,类似于社会上的夜校或职校,以及长短期相结合的教育课程,最后颁发不同形式的培训证书;第二种是招收在家学员,实行四年制或两年制的居士教育,给他们设计专门的课程体系与教学计划,毕业后颁发佛学院文凭。前一种较为常见,颇受欢迎;后一种尚在探索之中。深圳弘法寺佛学院在2012年9月招收了第一批在家学员25人,其中有些在寺院里坚持学习了4年,到今年,有9位居士顺利毕业。而那些选择离开佛学院的居士,在此期间也对寺院生活有了切实的了解。

      继承传统、面向世界、服务社会,是笔者依据佛学教育在现代中国的百年实践,对当前佛学院建设所作的3点设想。但是,很多问题依旧没有答案,只能尝试。

      譬如,到底采用传统的师徒传授,还是课堂的集体教学,究竟哪一种模式更好?许多法师倾向于传统的教学模式,甚至担心佛学院会把年轻的僧人教“坏”:要么不再忠诚原先的师父,要么增加动心还俗的可能性。这些非常现实的心态,只能说明中国当前的佛学教育,还没有形成必要的共识。在中国佛教史上,僧俗两众究竟是怎么受教育的?僧团内部早已有不同的工作分工,这些“僧才”在历史上是怎样培养的?现在汉传佛教所讲的“僧格养成”究竟该怎么界定?一般而言,“僧格”并不能脱离“僧才”来讲,现在是否能像古德那样,义学、译经、禅修、念佛、讲经、唱念等各方面的僧人都有?所有这些问题,都值得大家共同思考和讨论。(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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