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6日 佛学研究网

    佛教发源于古代印度，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经丝绸之路入华，最先的落脚点就是长安。此后，印度传来的佛教以长安为主要的译传融汇中心，在隋唐时代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并继续向外传播。由此而言，佛教世界性宗教地位的获得和成为我国传统的三大宗教，都与古代的长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长安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富饶的文化土壤，谱写了中外文明交往的灿烂篇章。

　　长安与丝绸之路

　　印度佛教向中国传播需要有条件，需要有主观和客观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古代，跨地区的文化传播非常多，无疑交通是最主要的客观条件，而接受地的文化土壤就成为必备的主观条件。这两个条件长安都具备了。

　　长安地区所在的关中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远古时代，这里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仅从考古发现来看，一百万年前，“蓝田人”在这里生活，20万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着“大荔人”，两万年前氏族公社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已有大量发现，特别是洛、泾、灞、浐、潏、沣、皂、漆等河流的两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灞桥半坡遗址和骊山姜寨遗址。龙山文化则有沣西客省庄遗址和西安东郊的米家崖遗址。五千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发展，炎黄部落崛起。到了西周，建都丰、镐，关中地区成为影响全国的文化中心。之后，秦始皇从咸阳出发，统一了全国。紧随其后的汉朝建都长安，开始了四百年辉煌历史的铸造。于是，长安名闻天下千余年，贡献颇多。

　　长安的兴起首先有其必须的自然条件和优裕的物质基础。长安所在的渭河流域号称“八百里秦川”，盛产麦、粟，周围有关隘围绕，又称“关中”。这里土壤肥沃，物产丰富，环境安全，所以汇聚了天下的财富。司马迁记述关中曰：“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卷一二九)“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之富庶为长安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有利的物质基础。

　　长安的区位优势和包容宽松的文化传统对各地的文化交往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关中本身是一个封闭型的地区，但所处地理位置的大环境却是开放型的，是中原农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门户，同时也是西北草原文化东进和南下的入口，文化态度宽容，各民族争相在这里建立政权，从而带来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素养。从西周开始，先后有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这里集中了全国全民族文化的精华，又汇聚了各种不同的域外文化，激扬碰撞，渗透融合，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地区和邻邦，也曾深深地打动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心灵。中外的文化在长安地区交流，使得世界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中国，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不显于世。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长安文化”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与其它概念相交叉、重叠，其主体性特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较也显得不容易归纳。这种比较自然有其道理，因为它是从中国本体文化特色的传统性、独立性以及完整性来考量。如果以现代意义为价值指向来追溯，古代的长安文化虽然复杂多变，但也包含有一些其它地区所不具备的特点。比方说世界性，这是长安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其包容的程度和活跃的程度是其他地区的文化所难以企及的。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内陆型的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因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古代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的通道有诸多限制，文化的发展多处于自我循环的状态。与域外的交往，只有西部陆路稍方便一些，丝绸之路的开通为长安注入了持续强大的活力。

　　西汉建元三年(前138)，为保障西部的安全，联络西域诸国，汉武帝刘彻命张骞率领一个庞大的使团出使西域。元狩二年(前119)，又一次命张骞率团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出使均从京城长安出发，历时数十年，经行无数国，创辟荒途，费尽了千辛万苦。这种史无前例的努力没有白费，从长安到西域，到处盛开和平之花，中外使者相望于途，友谊代替了战争，商贸往来代替了兵戈相对。从此，从中原到西域的广大地区，互动互惠，互通有无，共享友谊的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东方文明的发展。这条中西直接交往的通道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这条通道应该称之为“文明交往之路”，因为它的开通为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的交往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客观条件，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的交流便成为可能。

　　印度佛教的中国化

　　一般而言，佛教从南亚次大陆向中国传播有多条通道，有丝绸之路、滇缅道、吐蕃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等传播路线，就其延续的时间长短和传播信息的数量和内容而言，显然最主要的传播路线是丝绸之路。所以，长安得风气之先，成为佛教入华的首传地区。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南亚次大陆，其流传分为四个时期，即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原始佛教时期，中印两地没有交往。约在公元前4世纪，佛教由初期的上座部和大众部逐渐分裂为数十个更小的派别，各自进行自己的研习，理论体系不断严密、完善，通过修习戒定慧三学来得到阿罗汉果位成为比较普遍的共识。到了公元前1世纪，进入大乘佛教时期。在这一时期，主张众生都有佛性，应该以菩萨行来普度众生的思想盛行。这一派自认为能运载更多的人到达涅槃彼岸，得到解脱，是“大乘”，理论上以中观和瑜伽行学派为代表。公元6世纪之后，婆罗门教的残存以及民间崇拜的思想逐渐渗入佛教，进入密教时期。8世纪以后，印度西北方的伊斯兰教向东、向南发展，而佛教逐渐失去了主流的地位。到了13世纪，佛教在印度已经濒临消失。

　　关于印度佛教的东传，一般认为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来华口授《浮屠经》给东汉的博士弟子，是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正式”标志。所谓“正式”，意思是得到了中央官府的认可，那么传入边远地区、在民间的流传应该早于公元前2年。如史书所载：“推寻(佛教)典籍，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灭。其后张骞使西域，盖闻有浮屠之教。”(《隋书》卷三十五)这条史料起码透露出两个信息：

　　其一，从东方文明的发展阶段来研究，佛教向中国的传播，应首先得益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和阿育王统一印度使得两地文明的相向接近。

　　其二，从客观的事实来研究，丝绸之路的开拓为佛教的东传提供了正面接触的条件。

　　另外，还应该加上主观上的一条，在这个时候向中国传播的主要是部派佛教之后的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普度众生、众生都有佛性的思想契合了中国的国情，受到国人热情的欢迎。但无论怎么传播，毫无疑问，不管是伊存的入华途径还是早期从边远地区向内地的流传，都离不开丝绸之路，离不开丝绸之路上的传法僧和求法僧。长安承担起了将东方文化输往西方并首先审视西方文化的重任。

　　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从长安出发，远赴西域于阗求取佛法，抄写了90章60多万字经文，派人送回内地翻译。朱士行是第一个从长安去西域求法的佛教徒，也是中国第一位西行求法见诸记载的的汉地僧人。朱士行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后继者，东来的传法僧和西去的求法僧不绝于途，长安迅速成为佛教传播的中心，著名者如竺法护、释道安、鸠摩罗什等，纷纷在长安译经传法，形成庞大的僧团。如鸠摩罗什僧团，《出三藏纪集》卷十五记载：“四方义学沙门，不远万里。名德秀拔者才、畅二公，乃至道恒、僧标、僧睿、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余僧，禀访精研，务穷幽旨。庐山慧远，道业冲粹，乃遣使修问。龙光道生，慧解洞微，亦入关咨禀。”中外高僧云集关中，可谓盛况空前。这样的交流，无疑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佛教在隋唐时期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外来的宗教一经传入，即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相互影响、融合，其结果，或者湮没不传，如火祆、摩尼，或者如佛教那样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佛教来说，这个过程用了大约六七百年，到了隋唐时代才完成。也就是说，在隋唐时代，印度佛教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儒、道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三大宗教。这种以大乘为主流价值诉求的信仰、以汉语言文字为传播工具的“中国佛教”继续向东、向南传播，直接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于是，佛教跨出南亚，传遍亚洲，成为第一个世界性宗教。

　　归纳起来，长安之所以能在这一文化壮举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得益于天时、地利和人和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所谓天时，就是文化交往互动互惠的自然规律。所谓地利，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全国的文化中心。所谓人和，就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交汇地区所形成的宽松包容的文化土壤。

　　佛教初入，依附于方术，两晋时自立门户，开始显现出强大的文化潜力。随着佛教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必然地面临着与儒、道等本土宗教之间关系的调适。儒教治世，道教治身，佛教治心的功能特点逐渐显现。佛教一方面发扬缘起性空和涅槃轮回等理论优势，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又吸收了儒道忠孝仁义、清净无为的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互补的良性互动。

　　当然，异质文化的传播与移植有融合，也有冲突，是一种自然的调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的禁佛就是冲突的典型事例。这三次禁佛事件都与长安有关，甚至就发端于长安，而且非常残酷。但这些冲突与其说是文化上的冲突，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冲突，或经济上的冲突，而且也不完全是针对佛教。如北周的禁佛，建德三年(574)，武帝诏令禁佛，史书记载：“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北史》卷十)可见北周武帝的真实意图是打算以儒术治理天下，所以禁止佛、道两教和其他有碍的祭祀。

　　这种调适更多地表现在迅速的融合上。隋代，情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本质意义上的改变，佛教走到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前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改变起码给我们带来两点启发：

　　其一，自从汉末以来，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安定之外，全国动乱分裂数百年，修齐治平的理想无法实现。无数仁人志士想方设法予以解决，但都没有成功，而社会则需要稳定，社会需要发展，需要新的思想来引领前进的方向。

　　其二，隋代的政治理念融入了许多佛教的因素，特别是平等和宽容的思想，在经世致用上别开生面。与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全国相比，隋文帝的统一全国则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即使派遣武力攻打南陈，也仅仅打了两个多月，南陈军队一触即溃，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战事。佛教在隋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在中国重新得到久违的统一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初期虽然对势力高涨的佛教有所限制，但秉承“竹分丛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李世民《小池赋》)的政治理念，崇尚文治，发展经济，稳定社会。长安设国立译馆翻译佛经，敕令修建佛寺，还有行香制度、三纲制度的建立，等等，都表明在中国制度文化层面对佛教的高度认可。高宗时代的中台大辩论，更是标志着广大朝廷官员对佛教的认知和肯定。至法门寺佛指舍利的迎奉崇拜，与北朝时的“戎神”相比，佛教的地位与影响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佛教也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知识，自然引起中国广大知识阶层的兴趣。隋唐时代，文人学士罕有不知佛者。例如睿宗时，菩提流志奉命开译场译经，征召义学僧和学士进译场，被认为“清流尽在此矣!”(《宋高僧传》卷四)，未被选入者艳羡不已。知识阶层对佛学的关注，可见一斑。而佛教信徒也遵守有中土特色的三纲制度，颂扬酬报四恩，为皇室祈福，为国祈福。宗派的出现，《坛经》的编撰，新法传戒制度的制定，等等，也都带有显著的“中国”印记。在印度佛教衰落的时候，“中国佛教”活跃在亚洲的信仰舞台，东亚各国的求法者纷纷前来中国取经，佛教外化为中国的“软实力”，长安被尊为佛教的“第二故乡”。传播佛教信仰之外，在推动中外友好交往上佛教界也积极做了不少事情，如玄奘对中印交往的贡献，那提奉命赴西域采药，般若三藏更是充当了朝廷的使者出使北天竺的迦湿弥罗，还有义学僧教授东亚求法僧，传授中华文化等等。

　　还应该注意的是，自从佛教传入之后，中国的普通民众对佛教信仰一直抱有极大的热情，信徒数量多，发展速度快，延续时间长。这可能与大乘精神的普及有关。从南北朝开始，在全国的宗教信徒中佛教信徒的数量一直高居不下。出现过几次朝廷的禁佛事件，其诱因之一就是佛教信徒的数量过于庞大，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和兵役。这从反面也说明佛教信仰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还有，佛教信仰并不是通过强力的手段在全国推行的，但在全国各地、各个民族普及的速度却非常快，似乎没有遇到大的阻力。人人念佛，处处打坐，都市山野到处都建有佛寺，佛教很快融入全社会民间信仰的主流，并赋予了中国各地佛教的不同地方特点。

　　隋唐之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波澜不惊，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之一的地位从未动摇过，与儒、道两教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精神信仰的基础，并延续至今。（信息来源：佛教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