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6日 佛学研究网

　　在中印宗教历史文化交流过程中,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成果是中国禅宗及其禅宗戏剧的形成与发展。禅剧此种宗教表演文化形式集中国和印度传统文学艺术之大成，它将丰富多彩的佛教图像与文本紧密联系，是许多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一种维系信仰世界的参禅拜佛与文化娱乐活动。

　　随着禅宗教义与学理的深入人心，特别是作为印度佛教输入中国的成功实践，使教派典籍日渐进入有文化、有修养的知识上层人士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借用文字来记载与传承。故此逐渐打破了昔日“不立文字”的训诫，而逐渐步入“不离文字”的文人墨客的文化视野当中。在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诸多宋元杂剧与明清传奇文学结集之中，只有借助于象征性文字符号的记载与描述， 才可以窥视到当年有关禅宗戏剧的演变过程与真实存在。

　　据有关专家识别，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古代禅宗戏剧剧目有元代高文秀的《志公和尚开哑禅》，李寿卿的《船子和尚秋莲梦》、《月明和尚度柳翠》，吴昌龄的《花间四友东坡梦》，郑廷玉的《布袋和尚忍字记》，王廷秀的《石头和尚草庵歌》，刘君锡的《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杨讷的《佛印烧猪待子瞻》等；明代朱有的《惠禅师三度小桃红》，李开先的《打哑禅》，祁麟佳的《红粉禅》，陈汝元的《红莲债》，叶汝荟的《夫子禅》，湛然的《鱼儿佛》，樵风的《参禅成佛》，智达的《归元镜》，徐胤佳的《禅真记》，屠隆的《昙花记》等等。

　　在中国佛教流播之地盛演的禅宗戏剧，确实曾惟妙惟肖地将古印度传入并已逐步中国化的佛教庙宇、石窟、佛塔、壁画、雕塑、法器等搬上舞台，甚至创造性地将极富宗教特色的袈裟、禅杖、净瓶、铜钵、香烛、焰口等广泛应用于地方戏曲演出之中。观众们有幸如进寺庙般身临其境地直观感受佛教禅理的陶冶。

　　隋唐时期，全国各地佛教寺庙广设“戏场”，孙昌武先生在《唐代长安佛寺考》一文中考证，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 “戏场”与“佛寺”实为一体，进行各种祭祀与娱乐活动。胡士莹先生在《变文考略》中指出：唐代“戏场”与寺院“设乐招会”、“俗讲”、“呗赞”是有关系的，寺院即形成变场、戏场。

　　元明时期，朝野上下趋于时尚，禅风大盛，许多杂剧传奇作家争相以大量佛文禅诗充塞戏文，附庸风雅，以至于汤显祖、梅鼎祚、阮大铖、张凤翼等剧作家的作品或多或少亦涉猎参禅或禅师说法的情节，并以华美的禅宗诗文典故点缀其艺术意境。

　　明代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因仕途、文运不畅，晚年皈依佛教，曾与高僧过从甚密，并为普济编纂的《五灯会元》赐“序”，以盛赞禅宗： “庄语火传，佛心灯传，灯灯相度。今之为灯光者非昔之为灯光者也， 而其为灯明一也。向使佛心可传，则三藏亦足。”故此之后他编写的《南柯记》一剧始终贯穿佛法禅心，特别是在《禅请》一出中，苦心孤诣设计一位老禅师，在出场时以典雅诗文弘扬禅宗教义：“佛祖流传一盏灯，至今无灭亦无增。灯灯朗耀传今古，法法皆如贯如能。”另于《情著》一出的“生净问禅”一段戏中更是将历代诗人张说、刘长卿、李商隐、王维、许浑、罗邺的名诗集于老禅师之口，依此来解答“色空”、“烦恼”等世俗难解话题。

　　回顾中国禅宗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最初之所以选择了“顿悟”的参禅道路，是因为宗教的图像性与大众性所使然。新兴的、充满活力的禅宗为了获取更广大信徒的拥戴，只有在中印传统图像学的基础上通过禅宗戏剧形式来弘扬禅学。为赢得更广泛的受众，自然要在最有艺术效应的视听感官欣赏上下功夫。后来又融入了“渐悟”与“灵感”学理，完全是因为发挥中国文人诗词歌赋与琴棋书画有机整合所产生的巨大艺术感召力和魅力，为的是使禅宗文化与禅宗戏剧艺术更加典雅、华彩、富有韵致与情趣，以及更加深入与长远，乃至走向永恒。（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