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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整体保护的意义初探
     
    [ 作者: 佚名   来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已阅:3081   时间:2014-3-20   录入:wangwencui


    2014年3月20日  佛学研究网

        一、整体性保护思想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的地位与意义

      (一)、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宪章及整体保护思想的形成。

      在国际上,关于文物保护的立法大约开始于十九世纪中叶,通过的主要文件有《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65年5月的《威尼斯宪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于巴黎)、《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6年11月简称《内罗毕建议》)、《保护历史城镇和地区的国际宪章》(1987年十月 简称《华盛顿宪章》)、《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1984年奈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保护文化遗产背景环境《西安宣言》(2005年10月)。

      以上宪章和公约主要阐述了对文物古迹保护原则和方法,可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真实性,要保存历史遗留的原物,修复时要以历史真实性和可靠文献为依据。第二可识别原则,不可以假乱真,修补要整体和谐又要有所区别。第三要保护历史遗迹在各个时期的叠加物,它们都是保存了历史的遗迹,保护了历史的信息。第四连同环境一体保护,古迹的保护包涵着它所处的环境。[1]

      而针对历史地段保护的建议和宪章是针对城市快速建设中拆掉老城区、破坏历史环境,城镇历史联系被割断,特色消失。相关宪章规定: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除了历史性建筑以外,特别提到保护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与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还特别提到要保存该地段历史上的功能和作用。

      从这些内容上看,历史地段的保护更关心的是外部的环境,强调保护延续这里人的生活。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保护文物古迹; 第二层次是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第三层次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这三个层次的保护中都可能贯穿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六类: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区域、场所、文化生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是依附于特定的人群或区域,在生活中世代相传,是活态的文化。所以对它的保护方式,一方面要通过记录保持传承,更重要的是保存这些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活动、传承都是有其物质空间的,因此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基础就是物质空间的保护。

      (二)   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进化,保护的范围和程度是不断拓广和加深的,因为随着人文科学的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工业社会的生产模式影响下,功能主义为中心的城市与建筑设计人为地简化了历史积淀下来的丰富的生活空间及其对应的生活方式。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指出:人类有自我成长的本能,在环境支持引导下,人可以自觉地在社会环境中和自然环境中吸收自我成长需要的“阳光、空气和水”来支持自己的心智、体能的成长。人类从感知到认知需要在环境支持引导下持续进行交流——在认同中确立自我,在冲突中确定方向。而文化作为历史积淀,凝固在祖先留给我们的建筑文化遗产之中,其中丰富且复杂的空间和历史氛围是人类成长的舞台。[2]

      因此,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但要保护实际的物质存在,而且要保护非物质形态的例如文化氛围、场所特征等等。而藏传佛教建筑的保护正是需要多层次复合整体保护的思想指导。以下分而论之:

      
      
    二、按着我国当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层次陈述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所属范畴内的相关保护对象

      (一) 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承载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层次并存的保护主体。

      藏传佛教建筑自十六世纪以来伴随着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域的再度传播与发展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是本地域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由于历史原因,其位处政权与教权的模糊地带,它不同于内地依附政治的佛教寺院,也不同于西藏政教合一的宗教寨堡,它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建筑群落,是蒙古草原社区的精神原点,是本地域草原城市文化产生的重要根源。内蒙古地域的藏传佛教建筑在蒙古游牧社会中形成了信仰、文化、经济、教育和医疗中心,它对蒙古社会曾经有过长期而深刻的影响。统治阶级在完成从普及宗教信仰到一定程度的政教一体的过程中,藏传佛教观念逐渐渗透到蒙古民族的价值观、审美情趣、道德规范、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深层结构中,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3]

      本项目对于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研究加上之前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的调研至今已有四年时间,持续的工作到现阶段,研究逐步显示本地域建筑历史文化遗产层次丰富;同时存在着属于第一层次的文物古迹、属于第二层次的历史文化街区及村镇、还有属于第三层次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三个层次的保护中都贯穿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藏传佛教建筑所承载民俗节庆、宗教仪轨中包含丰富多样的:口头传统——蒙文诵经、敖包祭祀颂,传统表演艺术——各个召庙不同的查马舞,传统手工艺技能——地毯、制鞋等寺庙经济生产,民俗活动——各地不同的诵经会祭敖包那达慕;这些都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而藏传佛教建筑为中心的村镇、街区和历史城市就是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区域、场所、文化生态区。

      综上所述,深入的个案研究对于发掘本地域地方历史文化,做整体保护更显重要。本课题研究阶段成果表明——喇嘛庙确曾具有草原城市文化中心意义,现存个案个性鲜明:有阿拉坦罕所建第一个城寺——美岱召;第一个明庭钦赐召庙——大召;四世达赖坐床传法的——席力图召;北元黄金家族最后一个皇帝林丹汗家庙——罕庙;蒙古亲王接纳清廷统治“多伦会盟”的象征多伦汇宗寺;内蒙古唯一一个政教合一喇嘛旗“库伦三大寺”;唯一蒙文诵经的——梅力更召;近代蒙古开明王爷——恭桑诺尔布家庙“福会寺”;至今还延续着喇嘛及其后人生活的聚落——乌审召、赤峰阿旗根丕庙、赤峰宁城法轮寺……具备一定规模及资料条件可作建筑形态个案研究的就有30余座,这些召庙的历史见证着蒙古族的民族变迁重要的历程。

      以上个案承载历史文化,多数已经作为历史文物成为国家级、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在当代,还在持续传承喇嘛教文化,甚至有的“转世活佛”仍健在,宗教活动影响深远,今年因信仰复兴和旅游经济的驱动,召庙建筑及其历史上的属庙正在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复原”或扩建。其中存在很多问题,诸如:盲目新建导致召庙原始格局的破坏、翻修引起历史信息的遗矢、旅游建筑喧宾夺主等等。笔者认为尽管问题表现形式不同,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宏观指导调控和深入研究为保护前提,经济利益和信仰复兴促使的盲目滥建使寺庙建筑以各样“莫名其妙”的面孔充斥在游客和信众面前,造成伪信息及伪文化的传播与泛滥。

      
    三、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整体保护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

      对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的整体保护意味着对城市空间格局、城市文化、建筑形态建筑技术、宗教文化仪轨、民族节日、民风民俗、生活方式的整体保护。以下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的整体保护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层面——蒙古族是有世界性影响的民族,本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的整体保护对于国家边疆稳定民族团结、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物化的建筑遗存是历史文化信息的最佳承载者。对于曾为世界文化起过重大影响的蒙古族而言,留存至今的建筑文化遗产不多。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文化传播起过重要作用,甚至有学者称13世纪蒙古人的扩张是世界史的开端。但与源自内陆欧亚草原的若干支游牧族群一样,其来去是匆匆的。从文化语义学上思考,“来去匆匆”意味着带有鲜明民族文化标签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匮乏。建于广阔欧亚大陆上的众多可汗斡耳朵、可汗八里、可容纳几千人的巨大穹顶帐幕、银树、大明殿、大安阁等宏伟的建筑及景观装饰频繁见于波斯文、汉文文献中,却无遗存可考。

      历经13至15世纪的蒙古帝国、元朝、四大汗国及后继突厥化诸游牧政权的历史兴盛期,蒙古人进入了历史的沉稳期——16世纪。藏传佛教的传入深刻地涵化了停滞于本土的蒙古文化,草原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迁:众多寺院被修建,草原上建立了无数大小寺院与一些以寺庙为中心的城镇。大量人口成为喇嘛,原有社会结构得以分化,出现僧侣阶层与群体。至20世纪,当这一股文化流渐渐退却的时候,不少文化积淀物存留于草原社会。其中,所幸留存的寺庙建筑无疑成为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遗产。保护与研究寺庙建筑的价值在于:

      1、从民族文化主位视角看,藏传佛教建筑成为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民族精神、文化思索与历史遭遇的记忆。“搬不走、挪不动”的经堂、山门,虽已残破,但记录了众多历史文化信息。寺庙场所、空间为复原或探寻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史具有其它形态的文化特质所无法替代的价值。

      2、从世界文化客位视角看,藏传佛教建筑是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又是民族文化融合的活标本。对于融蒙、汉、藏、古印度等多元文化信息于一身的藏传佛教建筑的保护是世界维护其自身历史的一种实践。

      (二)、中观层面——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的整体保护对于城市风貌特色历史延续、召庙复原重建的专业政策性指导及发展旅游经济和促进地区文化多元化复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城市风貌特色历史延续方面的意义: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近年来提出“建设文化大区”的口号,区内各大城市的风貌特色成为重要建设对象,而本地域藏传佛教建筑是现有建筑文化遗产中数量最大特色最明确且形式丰富,并且本课题研究阶段成果表明——喇嘛庙确曾具有草原城市文化中心意义,因寺庙而形成的早期城市有——现呼和浩特的古归化城、多伦老城、库伦喇嘛旗、包头的昆都仑区、锡林浩特旧名贝子旗名源于贝子庙等等;如果再去查地名志、在整个内蒙古以某某召命名的地名更是比比皆是。以弘扬发掘此具有生命力历史文化遗产为出发点的城市风貌特色建设显得“顺理成章”。

      2、对于召庙复原重建的指导、发展旅游经济、促进文化复兴的意义。

      首先召庙复原重建之势不可遏制,现今因信仰复兴和旅游经济的驱动,召庙建筑及其历史上的属庙正在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复原”或扩建。出资者有开发商、当地成功人士、佛教协会、目的主要是弘扬佛法和发展寺庙旅游经济。没有研究和指导的情况下,现在只有民间的古建公司制造的没有文脉底蕴的“假古董”在蛊惑人心,不能给游客带来真正的文化熏陶,长此以往,定会带来文化旅游的衰退。

      内蒙古地域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生活困苦,正是这些地区尚存有一定数量的有信众且有普遍历史影响力的召庙没有开发旅游资源,就宗教的教化作用来看,召庙的重建必将以特定的建筑空间形式,将景区中自然场所的意义转化为人文场所特性,寻求新建筑与地方建筑环境的内在品质的和谐,具体地表达具有宗教内涵的场所精神,如果能依托这些历史建筑文化遗产,开发宗教生活为背景的旅游资源,可望在保护文化生态同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微观层面——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的整体保护对于生产方式转型时期民族心理和生活方式及文化生态保护方面的意义。

      对于蒙古族而言,宗教知识的实践虽由于历史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增减,但从未消失。藏传佛教的信仰与仪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曾越过宗教界限,与民众文化生活相交融。因此,藏传佛教建筑的保护对于民族心理、生活方式、生活空间等具有重要作用。

      1、民族心理与文化认同方面:当前,急速的社会变迁加快了宗教生活的世俗化进程,加大了宗教与生活的距离。在社会转型期,民众观念基础发生分化,各种价值观、人生观的思索成为必然。在一些地区,中断数十年的宗教生活被唤起,宗教信仰逐渐成为文化认同的一种标志,藏传佛教建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化认同的一种依托物。

      2、生活方式与生活空间方面:在寺庙对于社区生活有着一定影响的区域,寺庙仍然保存了其神圣的场所属性。寺庙占据着聚落及区域性社会内的神圣区位。信众的生活与召庙有密切联系。经调研发现,召庙复建、扩建的费用中来自当地信众的捐献仍占很大比重。在草原社会中,民众的生活事务,如剪毛打鬃、人生仪礼,如婚丧嫁娶、社区节庆,如敖包祭祀中的藏传佛教知识的实践仍占很重要的位置,且有上升的趋势。维系于民族文化认同中的藏传佛教有着较强的文化惯性。保护藏传佛教建筑,维护本土社会文化模式的同时,正确引导民众思想观念成为有效的政策途径之一。

      结语:本课题调研表明,藏传佛教建筑并不单纯为历史遗存文物,因为藏传佛教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其已成为内蒙古地域深层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一代藏传佛教工作者对待信仰和召庙发展的态度与过去不同,又加旅游开发的商机影响,内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建筑将在近一时期获得不同以往的发展,此类建筑的现代演变承载着本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内蒙古藏传佛教建筑形态演变动因复杂,其研究基础在于以人类学的方法去还原当时生活形态,鉴于此,课题将深化拓展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关于建筑人类学方面的课题,例如聚落演变及宗教文化复兴与城市更新与发展等研究方向。前述逐项工作目标和前提都应该是内蒙古地域藏传佛教建筑的多层次相复合的整体保护。(下附录以说明现状)

      参考文献:

      [1]   王景慧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民族建筑研究会论文集 2009年

      [2]   白丽燕    浅析文化建筑空间类型   城市建筑 2008年11期

      [3]   乔吉      内蒙古寺庙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41

      [4]   [英] 菲奥纳.鲍伊    宗教人类学导论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403(信息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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