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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儒兴道:从元代全真教改造山西尧舜禹庙看其兴盛的独特路径
     
    [ 作者: 乔新华   来自:《世界宗教研究》   已阅:4785   时间:2013-9-10   录入:wangwencui

     
    2013年9月10日  佛学研究网

        1941年,陈垣先生根据《元史•释老传》、并考元人文集《秋涧集》和《道园学古录》、辅以《甘水仙源录》《祖庭内传》和清代《长春道教源流考》等“全真旧史”,指出“全真之初兴,不过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一隐修会而已。世以其非儒非禅,漫以道教目之,其实彼固名全真也,若必以为道教,亦道教中之改革派”,①因此,全真、真大、太一又别称为“新道教”。与“正一、天师为宋以前道教旧派”相比,全真教作为“宋南渡后河北新创三教之一”无疑是开创并承载了许多新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促成了元朝时在北方的兴盛局面。

      宋金对峙时初兴的全真教发展到元朝时何以在北方盛极一时?原因其实颇为复杂。综合分析“全真旧史”和今人论述,论者多认为激烈的民族矛盾及动荡的社会环境、统治者的扶持和重视以及全真教适应社会潮流的成熟圆融的理论和“救世济人”的实践都是其兴盛的重要因素。

      在诸多因素中,全真教借儒学以助其兴盛的现象历来为学者所关注。②但以往讨论全真教与儒学之关系多偏重在义理方面,其实全真教对儒学的利用有许多生动的事例为证。王宗昱曾从全真道士丧葬记录入手,尝试考察他们生活方面的儒家特征③。师道刚以虚静真人请元好问、刘祁、杜仁杰为其写像赞为例探讨了全真教与儒学之间的互动关系④。本文则以元世祖时期全真道士靖应真人姜善信1262年改河中府禹王庙为龙门建极宫、1264年在平阳尧帝庙增修光宅宫、1289年蒲州虞舜庙内增祀老子这一系列的生动事例为研究对象,考察分析全真教在实践层面具体以何种方式借用儒学。也许因为山西南部既是“尧舜故地”又是元朝“腹里”,全真教借儒学以促其兴盛的痕迹在这里十分明显。全真教不仅通过挤占尧舜禹庙的空间增修道教宫观,而且也以“尧舜思政求贤之道,上帝称心”的儒家文化助其扩大教势,与全真教在山西修建以永乐宫为代表的大量道教宫观等传教方式一起推动了其在山西南部的兴盛,以下详述之。

      

      一、个案之一:1262年改河中府禹王庙为龙门建极宫

      

      山西南部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祥地,古史记载所谓“尧都平阳、禹都安邑、舜都蒲坂”,苏秉琦认为晋南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⑤从祭祀对象和历代统治者阐发的文化内涵来看,位于今天山西省河津县的禹王庙无疑是一座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关于禹庙的早期历史,因文献记载的缺乏已不易考。在元中统年间大规模重修时对此前的记载只是“禹门旧有神祠,因兵而毁”。

      但是,元中统至元年间,时属河中府的禹王庙在全真教靖应真人姜善信的主持下被大规模重新修整了一番。从1262-1264年前后共历时三年,其结果是原来的禹王庙改称为建极宫。《元史》对此有明确记载:“辛卯,修河中禹庙,赐名建极宫”,“丁酉,龙门禹庙成,命侍臣阿合脱因代祀”⑥。在建极宫建成之年,当时的翰林直学士王鹗在《龙门建极宫记》中对此次重修作了详细记载。1275年忽必烈又发给继姜善信之后的住持董若冲《龙门禹王庙圣旨》,1276年安西王忙哥剌又发布《龙门禹王庙令旨碑》给住持董若冲。

      一般认为,金中都陷落以后,全真教利用这个机会占据了许多遭到破坏的寺院、庙宇和宫殿的旧址或建筑材料用来改建或新建道观。其中,把一座道观的遗址改造成全真道士所有的新道观是一个较普遍的做法⑦。相较而言,把一座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改造成全真道观的做法还是显得非常特别,且并非偶然为之,从平阳尧庙和蒲州舜庙的相继被改造可以看到全真教对儒学的利用是主动的选择、且是一以贯之的。

      关于1262年禹王庙改建建极宫的详情,1275年《建极宫蒙古字圣旨》中记载:“禹门旧有神祠,因兵而毁。今道者姜善信,河东赵城人,师莲峰靳贞,属陕右兵乱,士大夫避地者皆依之。一日语及禹门神祠,因兵而毁,公即有潜复之志。即抵其所,因其旧制而盖之,上即信徵聘,陛辞敕赐宫曰建极、殿曰明德、阁曰临思,命大司农姚枢大书其额,以示归荣。据之则建极宫亦禹庙也。至元元年七月,龙门禹庙成”⑧。

      从中得知,1262年倡修禹王庙的是“道者姜善信”。根据翰林直学士王槃撰写的《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和王恽的《祭静应姜真人文》⑨对比分析可知,姜善信,是河东赵城人⑩,少从莲峰真人靳道元入道,“及长,谒莲峰真人靳道元为师,隐居碧云洞十余年”。初识忽必烈于宪宗九年(1259),“中统间世祖南伐,驻师驿停,召善信问行师事,陈以仁义之举,世祖嘉纳其说。以金鞍、白马赐之。后屡聘,言事多中”,由此可知姜善信深得忽必烈赏识。“尝过龙门修禹庙、世祖昭问禹所行之道,引大禹谟以对。又奏修尧庙。因赐号靖应真人”。至元十年(1273)以后,由于安西王继承了忽必烈在山西地区分地,所以“癸酉,上遣使谕公谒皇子安西王于长安,待以殊礼”。“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十有八日,靖应真人姜公卒,年七十有八”(11)。从中可知姜善信对禹王庙的重修是得到了当时分封在山西的忽必烈及安西王的圣旨(12)。同时从陈教友对全真教龙门派起源的考证来看,姜善信是金元之际一位全真教著名掌教人。因为其师从的莲峰真人靳道元是丘处机的弟子,关于姜善信与龙门派之间的关系,后文详述之。

      1262年全真道师靖应真人“过龙门修禹庙”并非是对禹庙的简单重修,而是把禹庙直接改为建极宫。其规模“为殿五楹,两庑间壁各十有八,寝殿营于其后,别为道院殿,则有四方丈”(13)。如果说此前的禹庙是一座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改名后的建极宫至少在名称上就属全真教了。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把旧有的禹王庙改造成了一座全真道院。

      姜善信把禹王庙改建为建极宫的行为本身说明了全真教对于传统儒学的直接利用,由于禹王庙既是国家正祀,又代表了传统儒家正统文化,这无疑对全真教的发展兴盛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禹王庙原本的国家正祀身份不仅赢得了众多的民众,而且此时又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元史•祭祀志•古帝王庙》记曰:“禹庙在河中府龙门。至元元年七月,龙门禹庙成,命侍臣持香致敬”。元世祖不仅赐号而且下圣旨保障全真教士在禹庙的财产来源及管理权力。与此同时,姜善信及继之后主持事务的董若冲还求得了两道圣旨,确保了其在禹庙的各项权力。1275年《龙门禹王庙圣旨》中有“仰董若冲凡事照依累降圣旨,依旧管领行者。仍仰本路官司常加护持,禁约诸人,毋得沮坏,及使臣、军人等不得安下骚扰”(14),1276年《龙门禹王庙令旨碑》圣旨中有“这平阳府有的尧庙、后土庙、禹王庙里住持的姜真人、替头里董真人交先生每根底为头儿祈福者那般,收执行踏的令旨与也。这的每宫观房舍里,使臣每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要者。田产、物业休夺要者”(15),从制度上保证了全真教的发展。其次,作为全真教的建极宫还积极阐发大禹治水之功及其蕴涵的上古先王之贤德,而且全真教士和儒士的合作也是非常明显的。请大司农姚枢为其大书其额,是为了“以示归荣”,同时还请翰林直学士王鹗撰写《龙门建极宫记》,全真教士其实很明白儒学对其扩大教势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龙门建极宫记》中讲了大量儒家文化:“尧有圣德、舜有明德,而禹称绝德。尧成盛勳、舜有大功,而禹则万事永赖,而复克勤克俭,不伐不矜,闻善则拜见,有辜则泣。故柳宗元塗山铭曰:德配于二圣,而唐虞让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让德焉。”王鹗在阐释上述文化意涵的同时,对全真教追崇圣王的行为表达了赞赏之情,他说:“三代而下,世教不明,中材庸主不为淫祀曲祠所惑者,几希道家者流作大缘事,以事所事分内事耳。若夫追崇往圣,不惮勤苦旷日持久为众人之所不能者,盖亦寡矣。吾皇眷知为赐嘉名,诚胜事也”。全真教对于儒学的尊崇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维系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全真教而言却借此得以发展壮大,所谓“诚胜事也”。全真教与儒学二者相得益彰,禹王庙蕴含的传统儒家文化对全真教的推动力自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个案之二:1264年平阳尧帝庙增修光宅宫

      

      姜善信重整禹王庙并非偶然的事件,1264年,在龙门建极宫竣工的同时,姜善信又着手重修平阳尧帝庙,全真教对儒学的主动选择和利用清晰可见。

      始建于唐显庆三年(658年)的平阳临汾县尧庙一直是朝廷祭祀帝尧的祀典庙,但到元世祖时期,全真道士姜善信及其徒众以重修尧庙为契机,开始入主这座重要的庙宇,“有靖应真人姜善信,欲以道众行化河东,更择爽垲,重建庙貌,请于朝,上嘉其深远意”,姜善信“愿以道众行化河东”的这个“深远意”确实得到了世祖皇帝的圣旨,立于尧庙内的元中统四年《元世祖圣旨碑》记载“今为靖应真人姜善信,平阳临汾县创建尧庙,已令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知大府监,于断没平阳李毅地内,拨地壹拾伍顷,以资营缮。仍仰禁约:蒙古、汉军并诸人等,并不得纵令头疋,于前项地内蹂践苗稼,损坏桑果。准此”(16)。《元史•世祖本纪》也记载:“(中统四年六月癸酉)建帝尧庙于临汾”。这说明全真教士是以国家名义对尧庙进行改造的,其改造的意图和结果也自然被赋予了合法性。

      姜善信重修尧庙的主要动机是“愿以道众行化河东”,这就决定了其不仅仅是对原址的简单修复。首先:从祭祀对象来看,除了帝尧之外,又在其左右增祀了老君、伯王和玉皇。因此从建筑格局来看,除了原有的尧殿外,又在左右分别增修了老君祠和伯王祠,后为玉皇阁。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正德年间,明正德九年《增修尧舜禹庙碑记》中记载了元朝时尧庙的格局是“尧殿之左为老君祠,右为伯王祠,祠之后为玉皇阁,皆肖像其中”(17)。明人朱国祯在《湧幢小品•尧庙规制》中也提到“帝尧庙在平阳府汾水西,后徙于东南。唐显庆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亩,屋四百间,中为文思殿,前为宾穆门。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后祀玉皇,总曰光泽宫”(18)。刘凤云据此认为,“平阳汾水河畔的尧庙,占地七百亩,房屋四百间。这座祀老子又祀玉皇的尧庙毫无疑问是属于道教的(19)。其次:从名称来看,尧庙此时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光宅宫”,诏赐其额曰“光宅之宫”,殿曰“文思之殿”,门曰“宾穆之门”。《临汾县志》也记载:“光宅宫,城南帝尧庙东。元至元六年,羽士姜善信既建尧庙,其余材建为宫,以居道众,世守庙宇”(20)。增修后的尧庙规模“为地七百亩,为屋四百间,耽耽翼翼,俨然帝王之举。殆与所谓土阶三尺,茅慈不剪者,异观也”,而且政府“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五顷,为赡宫香火费”(21)。原本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尧庙与全真教意义的光宅宫并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尧庙已然不是原先的那个模样,不过帝尧的圣德文化依然是其阐发的主要意义,只是放在了全真教的话语体系中了。

      正如王槃所记载,元世祖时期尧庙虽然改称光宅宫,但姜善信等人却“乐道尧舜之事”。碑文中记载说“善信读老庄之书,从方外之教,以虚无淡泊为宗,以因循自然为用。然而喜闻仁义之言。乐道尧舜之事,前修禹庙,数载成功,今建尧祠,三年有效”。至正十七年再次扩修尧庙的《田宅之记》记载:“晋宁乃陶唐氏之故都,城南光宅宫为帝尧栖神之所,当世祖皇帝握符御极时,则有若方外之臣,靖应真人姜善信者,能以尧舜思政求贤之事,上称帝心,实奉命修之”(22)。这里可以看出全真教在挤占尧庙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还着意利用其蕴含的儒学传统文化。回头来看,全真教在其兴盛发展中借用儒学的做法其实有许多方式,师道刚曾以虚静真人请元好问、刘祁、杜仁杰为其写像赞为例分析认为:“全真道士们利用儒人文士以宣传其宗教主旨,上者谈性命哲理,中者谈格言鉴戒,下者谈因果报应,类似后世之善书阴骘文一样,貌似粗鄙而对社会影响很大”。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全真教原本是作为北宋遗民士流敌视女真贵族的一种民族意识的反映,但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儒学的浸润和佛学的柔化,逐渐蜕变为讲究众生平等的民族融合的纽带。宗教中的平等观念又很容易和以汉法治天下的儒学相适应。蒙古统治者也看中了他们能起到蒙古人以武力起不到的作用”(23)。正是在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从是而后,皇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波动海岳,虽凶暴鸷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之俱化”(24)。

      全真教道士们利用儒人文士以宣传其宗教主旨,确实是其在北方兴盛的一个原因。其中直接借用并改造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尧舜禹庙则是较为特殊和有效的一种方式。元至元年间全真教士对尧庙改造的结果和影响非常之大,到明正德年间在御史周伦的主持下,又对尧庙的仪式空间进行了重组,撤掉了代表全真教的老君、伯王祠,将尧舜禹三圣并祀,光宅宫又改称三圣庙,从而剔除了其中的道教成分(25),从中我们似可曲折地看到元明时期全真教在山西南部兴衰的动态历程,儒学与全真教之若即若离的关系也随之浮现。

      

      三、个案之三:1289年蒲州虞舜庙增祀老子

      

      靖应真人姜善信在主持修建龙门建极宫和平阳光宅宫之后,于1274年卒。其继承人董若冲于1289年主持修复了蒲州虞舜庙。当时人郭思贞《重修虞帝庙记》有如下记载:

      “我元统有天下,圣帝明王若祠与墓咸为加葺,世皇以来明昭数下。故靖应真人姜善信传教、光泽真人董若冲召见,凡尧禹后土及帝祠之在晋地者皆听主之。由是其徒醒清大师郭道真、弘真大师臣志安乃来居此,自至元二十五年经始,迨至顺改元历四十寒暑,栋宇克立。正殿翚飞,虚楹四周,后寝殿制,饰其旧贯。独两庑未之及焉。东别为院,列屋大小凡六十楹,以奉老子而栖羽流。旧地为亩仅十有五,一再倍之”。

      与前修禹庙稍有不同的是,全真教士扩建了舜庙,董若冲在庙的东面“东别为院,以奉老子而栖羽流”,而“舜之孝友惇让之德”则同样被全真教士所津津乐道。“夫何世降俗变,淫侈之祠,充斥海宇。而帝之故都废宫,音响寂寞,乃独黄冠师是属?如明昭何哉!俾夫孝友惇让之风洋洋然于吾邦”(26)。孝向来是儒家之礼。碑记里讲的全是儒家礼节,但是后面注明了本庙提点是道士。

      元世祖中统至元年间,山西南部尧、舜、禹庙在全真教士主持下借重修之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除此之外,还对后土祠、女娲庙作了相应的改变。仅从名称来看,后土祠改名为太宁宫,女娲庙改名为补天宫。《元史•世祖本纪三》记载“(至元五年九月丁巳)建尧庙及后土太宁宫”,从中可知后土祠被改名为道教的永宁宫。

      《重修娲皇庙碑》记载了地处赵城县女娲庙重修的过程。这座庙因女娲陵墓而有。女娲陵墓在很多地方都有,当然是由于女娲传说的流布使然。据说得到皇家承认的是赵城县这处陵墓。现存最早的女娲庙碑记是北宋开宝六年裴丽泽写的《新修女娲庙碑》。据县志称此庙应建于唐天宝以前,宋开宝六年(973)列入祀典。元大德年间毁坏。至元改元(1335)羽士张志一重修。《重修娲皇庙碑》开篇即云:“中统建元,有诏敕郡国名山大川、五岳四渎、圣帝明王载在祀典者,所在以时致祭,有司承流,将事惟谨。”这话就是指女娲庙的典礼是国家规定的。全真道士张志一重修以后,改名补天宫。“臣以丙戌岁(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承郡人礼召,始来住持,逮乙卯岁(宪宗五年1255年)庙貌小成。旧庙以娲皇名,至是奉制改名补天宫,迄今又十三年,废者益新,新者益饰,以为天下伟观”(27)。在“掖庙之左复为观,以居徒侣”。这个道观是全真教道士为自己修建的,女娲陵墓本来是传说,后来得到皇家看重,其实它是有民间信仰为基础的。不过全真教碑记没有记录这些民间材料,而是强调它的官方性。张志一当年“承郡人礼召,始来住持”,没有过分地表现全真特征。在这个例子里,全真道士是附属于官方祭祀的,他们是守庙人,依托官方庙宇安身授徒,发展自己的传承。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全真教在维系金元以前官方祀典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姜善信等全真道士改尧、舜、禹、后土、娲皇为道教宫观的同时,山西南部各县几乎都在修建道教宫观,这些道观主要分属三个流派——全真、正一和真大道。全真教的道观数量最多,永乐宫因祭祀吕洞宾而位列全真教三大祖庭,地位最为显赫,本文所述的建极宫和光宅宫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浮山天圣宫是正一派的主要基地,襄陵万圣观是真大道的主要基地,以郦希诚为主要代表人物(28)。其中,全真教最为兴盛,1313年芮城真常宫的教徒们欣喜欢呼:“自长春真君应诏以来,玄化既行,而教风益著,其华宫壮观,巨容俨像,而星罗夷夏。其奉真敬道之始,无见王侯商贩,以今视昔,则相去万万也。嘻,道教其盛乎”(29)!这段文字刊刻的元皇庆二年(1313),此时正是全真教全盛之时,这不只是来自一座道观的欢喜,而是代表了当时全真教徒的普遍心情。在激烈的民族矛盾及其引起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全真教的兴盛自然和统治者的重视分不开,儒学对其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本文所探讨的三个重要事件来看,姜善信等全真教徒不仅通过挤占尧舜禹庙的空间增修道教宫观,而且也以“尧舜思政求贤之道,上帝称心”的儒家文化促其得以在山西南部盛极一时,这也许和山西南部既是“尧舜故地”又是元朝“腹里”的地域文化有内在关联,总之全真教借儒学以促其兴盛的痕迹在山西南部是十分明显的,全真教在山西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

      

      四、结语

      

      通过上述三个个案分析,元世祖中统至元年间,全真教在山西南部借尧舜禹庙以扩大教势,就其影响力而言可能不及潘德冲创建永乐宫(30),却不失为一种较为独特的发展路径。我认为全真教借儒学以兴道的做法渐渐成为区别与正一、真大道的独特之处。在元朝道教兴盛之时,山西南部派别林立,当时平阳、蒲州一带有正一派、全真道和真大道三大派。其中“正一派”以浮山天圣宫为基地,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以符录斋醮、降神驱魔为主要宗教活动。真大道以郦希诚为主要代表人物,以襄陵万圣观为基地,以“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者”为宗旨。而全真道以邱处机为教宗,主张道释儒三教合一,其中尤以靖应真人姜善信为主要代表人物,其主要的全真教活动就包括前文中提到的重建平阳尧庙、蒲州舜庙、河津禹庙、荣河后土祠等,其目的是所谓“以道众行化河东”。这种借儒学以兴道的做法不仅促成了全真教本身的发展兴盛,同时也对维系中原传统文化有很重要的贡献,因此,全真教又承载了很浓厚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31)。虞集因此称全真教士为豪杰之士,“昔者金有中原,豪杰奇伟之士,往往不肯婴世故,蹈乱离,草衣木食,或徉狂独往,各立名号,自放于山泽之间。当是时师友道丧,圣贤之学,湮泯澌尽。惟是为道家者,多能自异于流俗,而又以去恶息善之说,以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32)”金元名士如元好问、刘祁、商挺、姚燧、虞集对于当时道家者流的“能自异于流俗”的感化能力很表示推崇。他们是享盛名的士大夫,当然不满意于儒家以外的异端外教。他们能如此推崇道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全真教对维系中原传统文化和救济世人的重要意义,本文所探讨的三个例子比较形象地说明了全真教对于维系中原传统文化所做的贡献。

      在后世看来,元世祖时期靖应真人姜善信的全真教活动又有着非常独特的开创意义,被视为清代全真教龙门派之发端,清代陈教友在《长春道教源流》中论述龙门派兴起于华山、得名于黄河龙门的观点时说:“世称龙门临济半天下,谓之释之临济宗道之龙门派也。龙门之名不知所自始。国朝刘献廷《广阳杂记》云:‘孙武宗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谓龙门法派者,皆本之邱长春,其地则王刁山也。王刁山在华阴太华之东,奇峭次于华岳,开山之祖乃王、刁二师,故以人名山。邱长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遍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贞明’。今考王、刁系宋初仙人,华山龙门俱有王刁洞,孙武宗之言闻之白云观王清正,清正闻之华山马真一,自当有据。长春主华山席,靳贞常当即长春弟子,所以称龙门者,贞常弟子姜善信承世祖宠遇,建龙门建极宫,其后徒众日盛,创此法派,故云龙门也。或谓长春曾居陇州之龙门,故号龙门派,恐非!”。由此来看姜善信与龙门派之关系是“丘处机有弟子名靳贞常(道元),隐修于华山王刁洞,传道法于姜善信。姜善信后赴黄河龙门复兴大禹庙,元世祖敕封建极观,自后形成龙门派,又称王刁派(33)”。法国学者Esposito在对全真龙门派地理分布的研究中也指出:“邱处机一度到过华山,并收了一个徒弟叫靳贞常,靳传姜善信,姜后来根据靳的指示,去了龙门山王刁洞。去龙门王刁洞的姜善信,后来被元廷封为静应真人,在龙门建立建极宫”(34)。确实,从其师承关系和后来在山西的主要活动来看,姜善信确实是金元之际一位著名的全真教掌教人,其在山西南部一带的全真教活动可以看作是清代龙门派的一个远源。“龙门、临济半天下“的辉煌不免让我们回想靖应真人姜善信及其在山西南部的全真教活动。

      当然全真教借儒学以兴道的做法也是其自身教义和力图发展的必然选择,《甘水仙源录》中就指出认为,由于全真教依附金元权贵,不得不突出儒家的“修齐治平”和“诚敬”、“仁孝”的思想,又不能不强调读书究理,结果使全真教“不资参学、不立文字”发展到“渐知读书”、“讲论经典”,并把“涵泳义理”看成是入门的途径了(35)。从结果来看,全真教作为“道教之改革派”,这种改革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佛教在唐代的禅宗化和儒学在宋代的理学化,意味着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在道教思想体系中的完成,标志着中国传统道教理论最终的成熟和圆融。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探讨的山西南部尧舜禹庙不仅在儒学思想,而且在道教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全真篇•全真之起源》,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

      ②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丘处机等对儒学有主动的吸收采纳,丘处机被门人誉为“以儒宗而作道祖”。对于儒学与全真教关系的探讨,早期有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此外还有师道刚:《金元之际儒学与全真教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范玉秋:《三教合一与全真教》,《管子学刊》2007年第3期。

      ③王宗昱:《全真教的儒教成分》,《文史知识》2006年12期,第4-13页。

      ④师道刚:《金元之际儒学与全真教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⑤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⑥《元史•本纪第五•世祖》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4页。

      ⑦王宗昱:《全真教和地方宗教之关系》,收录在Florian C. Reiter: Purposes, Means and Convictions in Daoism, Harrassowitz Verlag, 2007。

      ⑧(清)毕沅:《关中金石记》卷八,《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10703页

      ⑨(元)王恽《祭静应姜真人文》,《秋涧集》。

      ⑩据实地调查,姜善信是今洪洞县赵城镇北石明村人,村中有一块《圣旨碑》,记述忽必烈颁发给姜善信圣旨四道,内容之一就是命其代为“虔告禹皇”。碑文见《忽必烈圣旨碑》,李国富等编:《洪洞金石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56页。

      (11)至元二十六年《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二十四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此碑文亦收录于明成化版《山西通志》卷十五和清光绪二十七年《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七;此碑亦为山西省河津市博物馆收藏。同时陈垣在《道家金石略》中收录了《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

      (12)关于忽必烈在山西的分封情况,参见邱轶皓:《元宪宗朝前后四兀鲁思之分封及其动向——大蒙古国政治背景下的山西地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二本第一分,2011年3月。

      (13)(元)王鹗《龙门建极宫记》,《陕西金石志》卷二十五,《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16725页。

      (14)《一二七五年龙门禹王庙圣旨》《关中金石志》卷八,《石刻史料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10705页。

      (15)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5页。

      (16)元中统四年《元世祖圣旨碑》,碑存于临汾尧庙内。

      (17)明正德九年,《增修尧舜禹庙碑记》,碑存于临汾尧庙内。

      (18)(明)朱国祯:《湧幢小品》,卷十九,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3~434页。

      (19)刘凤云:《明清传统城市中的寺观与祠庙》,《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第83页。

      (20)(民国版)《临汾县志》卷四古迹记。

      (21)元至元六年《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碑存临汾尧庙内。

      (22)元至正十七年《田宅之记》,碑存临汾尧庙内。

      (23)师道刚:《金元之际儒学与全真教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第50页。

      (24)(金)元好问:《遗山集》卷35《清真观记》。

      (25)刘永华:《正德癸酉平阳尧庙改制考:平阳尧庙〈三圣庙碑〉解读》,《民俗曲艺》2010年第3期,台北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第152页。

      (26)(元)郭思贞《重修虞帝庙记》,成化《山西通志》卷之十一艺文。

      (27)(元)高鸣《重修娲皇庙碑》,(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六。

      (28)王宗昱:《早期真大道教史料钩沉》,《中国道教》2003年第4期。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遗存很少,曹飞考察认为:高平市上董峰村万寿宫是至今为止在山西发现的真大道教宫观的惟一遗存。见《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山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

      (29)陈垣:《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735页。

      (30)永乐宫是山西最有名的全真道观,据不完全统计,金元时期分布于山西地区的全真道观共计300处以上。在山西百余县中几乎都有分布,并集中分布于太原地区及其以南沿汾河下游和邻涑水河诸州县。

      (31)姚从吾:《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与这件事对于保全中原传统文化之贡献》,《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15期,1966年8月,228页。

      (32)(元)虞集:《道园学古录》方外稿卷五十《非非子幽室志》,《四部丛刊》本。

      (33)(清)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六,《藏外道书》第31册,巴蜀书社1994年,第113页。

      (34)张雪松:《法国学界对全真龙门派研究管窥》,《道学研究》2007年第1期

      (35)(元)李道谦:《甘水仙源录》卷五。(信息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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