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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道生命观比较研究
     
    [ 作者: 庞玉梅   来自:道教之音   已阅:3426   时间:2013-9-5   录入:wangwencui

     2013年9月5日  佛学研究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的儒、道两家,在生命观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具体体现在生命的本源、生死的过程、人生的存在状态、人生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此价值等几个方面。本文以《论语》和《道德经》为例,从诸多方面对儒、道两家在生命观上所体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比较。

      一、天道无言与道生德成

      儒、道两家在生命观上的区别首先即体现在生命的产生方式上。关于宇宙之秩序、万物之生长,乃至世间一切人事,儒家认为皆是“天命”所赋,系天地之气和合而成。例如《诗经》中有“天生烝民,有物有则”①之句;《系辞•下》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②《易经》也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③这种思想被孔子继承了下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④孔子认为,四时运行,万物生长,皆是天道自然之体现,毋须多言。在孔子的观念里,上天玄奥难测,尽管无言,但是具有绝对的主宰地位,冥冥之中决定了世间万物的生长、德行的流布、社会的治理等方面,并不是人力可违背的。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硏其如予何?”⑤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⑥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孙寮其如命何!”⑦

      可见,人的德性与社会的治乱,都来源于“天”、“命”或者“天命”,上天的这种安排不言而生物、随机而莫测,人只能通过祭祀、祷告而待命。因此孔子将敬畏天命视为君子的美德,不语怪、力、乱、神。宁可谈生,不去谈死;宁可事人,不去事鬼。

      与儒家将生命的本源归结于“天命”不同,道家将生命产生的终结根源归结为“道”,体现了一个“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论。“道”在老子《道德经》中凡73见,大部分均是指天地之本,生命之源。《道德经》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⑧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⑨道被视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但又是天地万物的本根,蕴涵着无穷的生命力。那么,此含藏了万物产生可能性的“道”,是如何化生出有形的生命的呢?老子认为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⑩。“故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11]

      因此,“道”通过“绵绵若存,用之不勤”[12]的运动生成了万物,“德”通过“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行为蓄养了万物,同时,此创造不含有任何的目的性与占有性,一切均是自然而然的。由此,一幅“道生德成”的道家生命本源图便产生了。

      二、岁不我与与生死自然

      对于生与死的问题的思索,或谓对生命过程的看法,是儒、道两家在生命观上表现出来的又一重大区别,体现了一个“岁不我与”与“生死自然”的不同。

      儒家一向秉持一个“乐生哀死”的传统,对于生,则是欣喜与珍惜的。《论语》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13]马厩失火了,夫子问人而不问马,体现了对人的关心,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仁爱”思想表露无疑。然对于死,儒家则是难以接受、悲痛不已的。论语载: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14]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15]

      颜渊是孔子最为喜爱与器重的弟子,却不幸英年早逝。对此,孔子悲痛得不能自己,说:“这是老天要我的命啊!”“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谁伤心呢?”对于时光的流逝、岁月的穿梭,儒家也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哀伤与叹息。孔子明白地站在大川上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6]一切都在消失和运动着,这是蕴涵着对过去所逝去的一切(包括生命)的无法回复、无法追逐的感叹与体味。显然,对于生死流转、岁月更替,儒家表现的是一种“乐生哀死”、“岁不我与”的态度。

      道家则不然,对于生与死过程的思考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智慧。在老子看来,万物无有自求其生,一切均是任自然而已。“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17]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乃是因为它们的一切运作都不为自己,都是自然而然的。不但万物之生也自然,其逝亦自然,老子有言:“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18]“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19]万物存亡符合自然之道,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人之生亦是如此,其生也柔弱,其死则僵硬。需要强调的是,老子认为,万物及人是生是死,取决于是否合于“道”。一方面,合于道者,则能保持生命、持续生命,甚至即使生命机体已经消亡,生命精神却可以超越时空,万古长存,即老子所言“死而不亡者寿”。另一方面,万物及人若不合于道,便会走向衰败,直至消亡。所谓“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20]。意即事物一旦发展到极盛之地步,便是对道的违背,不合于道则会很快消逝,老子“贵柔戒刚”之思想便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可见,“生死自然”才是最本真、最合于“道”的万物及人的生命过程的存在状态。

      三、孔颜乐处与自然朴真

      在人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上,儒家追求“孔颜乐处”的道德人生价值,道家则将“自然朴真”作为最本然、最应当追求的生活状态。

      儒家十分强调在贫困中乐观对待人生,并能乐于行道。所谓“安贫乐道”、“忧道不忧贫”。此即儒家所提倡之“孔颜乐处”。何谓“孔颜乐处”?复“所乐何事”?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21]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亦。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2]

      难得可贵的是在窘迫的生存条件下仍能笑对人生,贤哉孔子!贤哉颜回!粗食淡水居陋室,仍能不改其乐。孔颜之乐,并不是一种肉体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的平静与满足,是一种达观的快乐情怀。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23]所谓“君子固穷”,不仅透露出安贫乐道的忍耐力,更是一种对生命的安顿、精神的超越。

      道家在人生的存在状态上,提倡“自然朴真”的无为而为。在老子看来,万物与人的生命都根源于道,而道创生、养育万物的过程是无意识、无目的的任自然的过程,不掺杂一丝后天的雕琢、伪饰与造作。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24]、“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25],因此,只有最接近于“道”的状态才是生命的本然状态和本来面目。此状态即老子所谓的“自然”、“质朴”、“纯朴”、“朴真”等。老子说: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26]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7]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28]

      可见,道之本性决定了人或物之本性,道之朴决定了人或物之朴,人只有似“婴孩”、“赤子”般天真无邪,质朴纯洁,才是最符合于道之自然本性的。所谓“质真若渝”、“自然朴真”正是道家所追求的人的最本然的存在状态,从这一点出发,老子反对一切的人为的修饰与造作。他将治理大国形容为“若烹小鲜”,烹小鱼时若不时翻动,便会煮得七零八落。同样,为政之要也在于安静无扰,扰则害民。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是最符合道性与人性的。

      四、舍生取义与重身惜生 

      人生价值体现在哪里?就儒家而言,儒家追求的是精神的不朽,“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29]。儒家一方面承认人生存发展的各种原欲,一方面又巧妙地以道德仁义引导和规范之。首先,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军旅之事,孔子颇为反感地拒绝道:“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鸦军旅之事,未之学也”[30],并且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

      其次,在义利的取舍上,儒家强调义高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1]。又说“君子义以为上”[32]。可见,在儒者的眼里,“义”的价值是远远高于“利”的,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3]。舍义而取利为儒者所不耻。

      最后,“仁”是儒家人生价值观的重要表现,是儒者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是高于生命的信念。当生存、利欲与仁义、道德发生冲突而必须以生死来做抉择时,求生而背仁是儒家所鄙弃的,只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才是对生命最大的珍惜与尊重。“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4]生命无疑是可贵的,然而,在儒者的眼里,实现仁义的理想比生命更可贵,甚至可以为了实现此“仁”的理想而付出生命。可见,儒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但在极端条件下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追求精神的永存。

      道家极其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此集中反映在老子的“重身惜生”的思想中。首先,重身、贵身、爱身、惜身是老子对待个体生命的基本态度和一贯主张,他说:“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35]

      声名、货利的重要性和生命比起来显得微乎其微。又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36]即如人能够以贵身、爱身的态度有为天下,方可把天下托付与他。在老子看来,贵身则可清静寡欲,无视外在的宠辱毁誉,如此才能远离祸患、担当大任。其次,老子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还体现在其“惜生”的思想中。老子的“惜生”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老子一贯珍生惜命,反对战争,他认为“兵者”乃“不祥之器”,即使打了胜仗,也应以丧礼处之。(二)老子认为生的状态就是柔弱,所谓“人之生也柔弱”、“柔弱者生之徒”,因此主张“守柔”,力图通过守柔而守生。(三)老子认为,“治人事天,莫若吝……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37]。老子追求生命的长生久视,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吝”,即重视个体生命的修炼,厚藏根基,纯任自然。(四)老子认为,人出世为“生”,入地为“死”,但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做到清静质朴,纯任自然,善于保养自己的生命,其余之人却一味追求贪欲,伤残身体。所谓“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38]。因此老子反对人为的“求生”、“厚生”、“益生”、“贪生”。可见,老子的“惜生”思想与其“重身”思想是一致的,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重视。

      五、积极入世与卑下守弱

      人生的价值如何实现?儒道两家又给出了“积极入世”与“卑下守弱”两种不同的回答。

      孔子并不反对出世,《论语》记载孔子遇到诸隐者如楚狂接舆、“耦而耕”的长沮、桀溺,荷条丈人等,均不敢怠慢。他甚至称许宁武子和遽伯玉,“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39];“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40]。然孔子对于入世的态度却是迫切而坚定。子贡问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者而沽诸?”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41]孔子以“待沽者”自居,期望得到当政者重用,可见孔子积极用世的良苦之心与迫切之情。孔子对自己的治国才能也颇为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42]当是时,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孔子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即倾,将尧、舜、禹、文武、周公之道传下去。《东周列国志》戏曰:“孔子周游列国,弟子满天下,国君无不敬慕其名,而为权贵当事者所忌,竟无能用之者。”[43]甚至在自己曲高和寡、知己者鲜的时候,孔子仍然强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管最终孔子的政治生涯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仍然给出了“出世”与“入世”的回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44]孔子不反对世道混浊时的出世者,但对“达则兼济天下”的儒者而言,出世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对于那些在“邦有道”时仍然隐身不出的人,孔子是竭力反对的,此正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具体反映。

      老子则认为,孔子儒家提出的那些道德礼义,都是对人自然之性的损害,是坚决要予以否定的,老子言:“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45],“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46]。因此,对于被儒家尊为“有道则见”的“入世”原则,老子则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老子提出清静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张以柔弱的姿态处世,淳朴无为。老子认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貌似柔弱,实则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功坚强者莫能胜之”[47]。水的这种谦柔、谦卑之德性实值得人效法。所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48]。深知雄强,却安于雌柔,可为天下之溪。深知明亮,却安于昧暗,可以为天下之谷。为天下之溪谷,则可常德充足,归于真朴,因此,人应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处柔守弱,唯如此,才是最符合人的自然之性。那些汲汲于功名,奔波于世间之徒,恰是对“人性自然”的最大的损害。为了远离此纷争俗世,老子甚至勾勒出了一幅“小国寡民”的理想化的民间生活情景:“小国寡民。使有伯什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居,安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9]此单纯质朴的生活,正是老子理想之桃源,也是对于儒家汲汲于入世之讥讽。

      可见,在生命的产生上,儒家认为皆是“天命”所赋,是天道自然之体现;道家则将生命产生的终结根源归结为“道”,体现了一个“道生德成”的生命本源论。尽管二者的表述不同,但都将宇宙万物的产生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天命”或“道”之周流与显现,具有了生成论与本体论上的意义。在对生命过程的看法,儒、道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两者都以生为劳,以死为息,都能对死抱有不忧不患的平静态度。所不同是儒家一向秉持“乐生哀死”的传统,以对生的关注来回避对死的直面,并认为死是当哀的,十分注重丧礼;道家对此的思考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智慧,反对繁文缛节、重丧厚葬,以因顺自然来守住生命的本然之“道”,此根源在于儒家重视社会性、道德性的人生,而道家重视自然主义的人生。在人生的存在状态上,儒家追求“孔颜乐处”的道德人生价值,此是一种不为环境屈服的姿态,一种洁身自爱、傲然而立的“士君子”性格。道家则将“自然朴真”做为最本然、最应当追求的生活状态,反对一切刻意的雕琢与伪饰,此是一种质朴无华、云淡风清的超凡脱俗。这也造就了其后几千年中国人所追求的两种生活理想。在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上,儒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但在极端条件下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追求精神的永存,此在于儒家把人的生命价值、生死意义都系于道德一身,认为追求仁义道德比保全个体生命还重要;道家则极其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重身、惜身、厚生、爱生是老子对待个体生命的基本态度和一贯主张,此在于道家把人的生命价值系于自然,认为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状态。最后,在人生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上,儒家秉持“积极入世”的情怀,以天下为己任。道家则提倡清静淡泊、卑下守弱的生活方式,主张以柔弱的姿态处世,甚至避世。一个积极进取,一个消极隐退,实际上相互补充而协调,表现在古代士子身上则为“得意则尊儒入世,失意则崇道避世”。

      一言以蔽之,儒、道两家尽管在生命的本源、生死的过程、人生的存在状态、人生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此价值等几个方面有诸多的差异,但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儒家的社会理想、道德价值是其生命观的主要支点和终极指向,而道家的自然主义是其生命观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旨趣。两者互异互补,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主要内容。

      注:

      ①《诗经•大雅•烝民》,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75页。

      ②《系辞•下》,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5页。

      ③《易经•乾卦》,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页。

      ④⑤⑥⑦[13][14][15][16][21][22][23][29][30][31][32][33][34][39][40][41][42][4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7-188页,第72页,第88页,第157页,第105页,第112页,第112页,第92页,第59页,第70-71页,第168页,第166页,第161页,第39页,第190页,第71页,第163页,第50页,第163页,第91页,第137页,第82页。

      ⑧⑨⑩[11][12][17][18][19][20][24][25][26][27][28][35][36][37][38][45][46][47][48][49]陈鼓应:《老子译注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3页,第163页,第232页,第261页,第85页,第87页,第342页,第157页,第188页,第96页,第309页,第261页,第163页,第194页,第239页,第109页,第295页,第257页,第212页,第134页,第350页,第178页,第357页。

      ③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七十八回》,岳麓书社2005年版。(信息来源道教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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