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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民众的佛教信仰
     
    [ 作者: 黄颖   来自:中国宗教网   已阅:4026   时间:2011-1-5   录入:wangwencui

    2011年1月5日  佛学研究网

        敦煌作为中原与西域文化的交流枢纽,是中土最早接触佛教的城市之一,佛教在此流布悠久。《魏书·释老志》云:“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继续发展。吐蕃统治时期(781-848),敦煌佛寺从13所增至17所,在25000左右居民中僧尼将近千人;归义军时期(848-1036),历任节度使多信奉佛教,佛教一直在当地占支配地位。社邑的涌现、俗讲的盛行、寺学的繁荣、抄经造窟的流行,都是其兴盛的标志,共同推动着敦煌民众佛教信仰的繁盛。
        敦煌写卷中有很多关涉民众佛教信仰的文书,约略可分两类:佛教文学作品与法事仪式的疏文。前者最重要的是讲经文和佛教变文,不过并非民众佛教信仰的主要内容,如《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多引录原典,有作梵、念佛等仪式,具宣教色彩。后者如《破魔变》,脱胎于讲经文,但不再引经,只敷演经中故事性内容,世俗性、娱乐性突出。两者的宣演推动了民众间佛教的传布和信奉,地狱、果报之类的观念由此潜移默化地渗入民众心灵,民众也视流通它们为功德。
        唐五代敦煌民众多举办斋会。其中突出的是三长邑义举办的斋会。“三长”是指一、五、九三月,佛教徒在此三月中持过午不食戒。三长邑义,是民间专为在此期间举办佛事而建的社邑。斋会地点或在佛寺,或在私宅。内容为向僧尼施舍斋饭,延其转经诵佛。斋文书其建斋缘由、愿望等。如《三长邑义斋文》,内容依次为:颂佛、申述建斋之由、赞言斋主、夸言斋会盛状、披诉虔诚、祈福。
        燃灯文是僧俗在佛塔、佛像之前举行燃灯法会时宣读的疏文。唐代开始,燃灯会多行于正月十五日。如晚唐时的《燃灯文》,开篇“窃以惠镜扬辉,朗三明者志(智)炬”云云,此为颂佛;继言邑众建立法会缘起,并赞颂建会者“天生俊骨,神假英灵”等等;下言燃灯盛状,述其虔诚;末则“惟愿以斯然灯功德,回向福因”,为国家、施主祈愿。内容、格式与《三长邑义斋文》相似,具格套化倾向。广顺元年(951)《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则是社众于佛成道日燃灯供佛。“乙酉年十月十八日,大众窟上燃灯沽油”,表示平常也有燃灯。
        流通经典被佛教视为功德。民众在所抄经卷之末或背面的题记中,载抄经缘由及所求福佑。民众抄经所选多为流传极广的大经,如《大般涅槃经》;或世俗化、中土化的经,如《父母恩重经》。抄经个人色彩较浓,多为自身、家庭祈福,与现实人事相关。如垂拱四年(688)《妙法莲华经卷第三》题记云,系王琳妻“比为身染缠疳”而写经;贞观十五年(641)《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七》题记言辛闻香为与父母分离而抄经。
        造窟、兴寺、建塔、塑像等建造性佛事,耗费巨大。于佛教徒而言,则极能表其虔诚。功德记多刻于相关建筑物,载其建作情形,发愿祈福。唐五代的敦煌,从节度使到一般官员、百姓屡有创建。《社邑修窟功德记抄》言敦煌民众“岁岁乃窟宇镌龛,龛龛有同鹫岭”,当时创建石窟现存有200余窟。如《河西节度使司空造佛窟功德记》,先言崇佛之盛,后依次祈祷“龙天八部,护塞表而恒昌”,“刀兵罢散,四海通还”,“当今帝主,等北辰而永昌”等,内容与其他法事相似。
        行城也称行像,在唐五代敦煌是举城参与、僧俗共襄的佛教盛会,由都僧统司辖下行像司组织举行。僧俗于二月初八佛出家日以佛像巡行全城,并转经、礼佛。其规模至为宏大。其申意之文即行城文,常载其盛状:“爰集缁徒,竞持幡盖。列四门之胜会,旋一郡之都城”,“倾市倾城,摇山荡谷。”
        以上对敦煌民众佛教信仰中几种主要的法事及其文疏的简单说明,可粗略看出唐五代敦煌民众佛教信仰的基本面貌。当时敦煌民众的佛事活动非常频繁,其中有些与佛教节日结合,如印佛、行像等;有些是临时性斋会;还有些是官方、社邑、个人组织的法事。敦煌民众佛事的最终指向通常含三部分:在佛,表其虔诚,祈求护佑;在公,为君主或节度使祈福,祈求天下或敦煌平安;在私,以所建功德施于福主,希求个人、家庭幸福。具体疏文中三部分内容各有所侧重。官方佛事侧重于为节度使与敦煌祈福,民间佛事更侧重于为个人、家庭祈福。其表达程序与内容上的格套化倾向,说明当时佛事活动在敦煌极为频繁;同时也说明民众在佛事中寄托的宗教情感与追求的世俗性。

        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民众佛教信仰在观念层面上具有普遍的特征,它以建立功德、祈求福佑为核心内容。民众视信仰佛教与举办佛事为“建福”,以此祈求施及自己与家人的福佑,表现出强烈的功德意识。如《拾伍人结社社条文样》言“初若不归福门,凭何得为坚久”, 《某甲等谨立社条》云“春秋二社旧窥,建福三斋本分”,都属于此类观念。其建立的功德,可指向亡者或未来,更多则指向现实人生中的自身与家庭,敦煌民众佛教信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敦煌民众佛教信仰立足点主要是此岸的以自身和家庭为中心的现实人生,主要目的是要规避不幸,弥补不足。佛教的福佑在此几乎涵盖民众生活的全部。从行旅生育到疾病灾祸,人世种种都成为建福祈祷的目标。即使是普遍的祈愿,其内容仍多属现实人生,比如祈求家国安宁。如《佛说多心经一卷》题记言:“天福五年(940)庚子岁十月十六日,弟子吴幸通奉为龙天八部,护陇右之疆场。我仆射福同海岳,永寿无亏倾。次为先灵考妣,神游净域之宫,往托菡萏华台。现存获泰,永保长春,阖门大小,代无灾横之患;家富门兴,永充虔诚供养。”这种普遍祈福已成为民众佛教法事常例。通过对佛教的崇信,努力将佛教称为苦海的人生改造为乐土。
        民众佛教信仰具强烈世俗色彩,常与民间道德、礼俗融于一处,传统忠孝观念的存在就是其突出表现。敦煌社邑常标榜儒家之道,既要维护传统伦理道德,又要担当引领民众信仰的宗教义务,具儒佛合一色彩。如《大中九年(855)九月廿九日社长王武等再立条件》云:“敦煌一郡,礼义之乡,一为圣主皇帝,二为建窟之因,三为先亡父母,追凶就吉,共结良缘。”《显德六年(959)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中云其社内正月,“脱塔印砂,一则报君王恩泰,二乃以父母作福”。民众以社邑为主体的佛事活动,将佛教与民众生活、心灵紧密结合,使佛教与世俗社会的关系更加融洽。孝亲常常成为敦煌民众举办佛事的直接原因,如写卷中多见为孝亲发愿抄经者,佛教几乎已渗透于敦煌民众悼念亲人的一切活动之中。通过信持佛教和举行佛事,民众实现孝道具有了新的内容和途径,在幽冥、净土等更广大的时空中得到了延伸与满足。
        敦煌民众的佛教信仰讲求功利性。通过对佛的崇敬,消除现实不幸,希求具体利益,成为大部分法事的直接目的。疾病、生育等都可成为法事缘由,佛教成为趋利避害的万灵药。如《创于城东第一渠庄新造佛堂一所功德记并序》中祈祷“先亡父母,得住莲宫,见往姻亲,长承富贵,子孙炽盛,不离宝刹之前,眷属枝罗,延年益寿,丰登五稼,仓库长盈,八节团圆,灾殃永歼”,这段文字中几乎涵盖人生理想的全部。有的甚至将功德与所求直接对应量化。
        民众佛教信仰多不讲究独自静修,更多是通过群体的仪式、活动来表达,不像僧团佛教、居士佛教那样在观念、层次上有很多区别,而是以因果、地狱等为其普遍信仰的观念,抄经、斋会等简单易行的外在事功为其普选的佛事。其普遍参与也使得单纯的宗教纪念日染上强烈的世俗节庆色彩,有的逐渐演变为民俗节日。如《二月八日文》所言:“今幡花隘路而前引,梵呗盈空而沸腾;鸣撞(钟)鼓而龙吟,吹笙歌而凤舞。”出现这种举城参与、笙歌沸腾的情况,不仅因为民众的宗教热情,还因为它也满足着世俗集体娱乐的需求。
        唐五代敦煌民众佛教信仰在观念、组织、仪式等方面的普遍特征,蕴涵在佛教世俗化、中土化的大背景下,可视为中土民众佛教信仰的缩影。由此可知古代民众接受、稳定其佛教信仰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接纳有佛教观念、佛教题材的文学作品,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接受佛教;二是通过日常的法事与民俗化的佛教节日,接受佛教对其生活行为的影响与规范。这正是民众佛教信仰得以延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作者单位为扬州大学文学院)
                                                                                                               (信息来源:中国宗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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